在当前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中，最为人们所关注和担忧的是选人用人方面存在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遏制和消除“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干部人事上的腐败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课题。笔者认为，遏制和消除用人上的腐败现象，除了采取加大惩治力度、加强教育等措施以及对现行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进行完善之外，最重要的是“创新体制”，即实现现行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创新。

　　用人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和难以有效遏制的体制和机制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以“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为特征的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一方面，一些人为了谋得更高的官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甚至用巨额财物去收买贿赂那些掌握干部提拔任用实权的人物；另一方面，一些掌握用人权力的人则把手中的权力看作是私有权力，以此受贿索贿，攫取大量金钱。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立案查处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行贿买官和卖官受贿的案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腐败主体自身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经济、法治、社会等外部环境方面的原因，还有现行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方面的原因，更有现行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方面的原因。从用人腐败的角度来看，现行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方面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弊端之一：权力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仍然过分集中，且不受制约或很少受到有效制约。

　　权力高度集中是我们原有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许多弊端的总根源。具体表现为：家长制、“一言堂”盛行；领导干部权力个人垄断化、私有化趋势令人担忧；干部队伍中的人身依附现象严重。主要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且不受制约和难以监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体制造成的。可以说，正是这种权力过分集中并不受制约的干部领导体制，导致和引发了大量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现象的发生。

　　弊端之二：“权力—责任—利益”机制扭曲，“权力利益巨大化”和“权力责任虚空化”倾向严重。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权力”、“责任”、“利益”，是相互联系和统一的。一定的职位必然拥有一定的权力并享有一定的利益，但也必须担负一定的责任。权力越大，利益越多，责任也应该越重。但是，在现行的权力结构中，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权力—利益—责任”机制被扭曲，存在着严重的“权力利益巨大化”和“权力责任虚空化”倾向。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中，“权力利益巨大化”的倾向已非常明显。权力所带来的“利益”和“收入”

　　特别是“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已经成为一个现实而突出的社会问题。

　　“权力责任”，即与权力相联系的责任。权力责任包括领导责任和法律责任。在现代法治社会，“权力”与“责任”应当是一种正比关系，即拥有多大的权力，担负多大的责任；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权力责任虚空化”的倾向，即“权力”与“责任”严重的不相称，具体表现为权力大而责任小，或有权力而无责任。正因为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例子，如有的领导干部决策失误，造成几百万、上千万元财产的损失，但却不承担责任或只承担非常轻微的责任；有的领导干部用人连连失误，给社会造成重大不良影响和损失，不仅不承担任何责任，甚至还被重用。

　　弊端之三：监督乏力，惩治被动，导致“腐败黑数”大量存在。

　　客观地讲，我们现行的监督体系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监督体系，“上监”、“下监”、“左监”、“右监”、“里监”、“外监”，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监督系统。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仍存在着大量的“弱监”、“虚监”、“空监”、“禁监”现象。许多被揭露出的腐败案件表明，一些腐败案件的被揭露和被查处，不是纪检和检察机关主动出击的结果，而是民众举报揭发的结果，或者是由于查处其他案件而连带出来等偶然因素所致。在这种状况之下，必然导致“腐败黑数”现象的严重存在。而“腐败黑数”的存在，又使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行为的“腐败风险”和“腐败成本”大大降低。腐败风险和腐败成本的降低，无疑将会刺激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现象的大量滋生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