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底，当北京、上海等地即将推行公车改革的消息炒得沸沸扬扬时，湖南省资兴市委、市政府已经“摸着石头过河”干了一年。一年前，资兴市通过了“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方案。第一轮进行了122台公车改革，2004年节约行政支出约1000万元，“车轮腐败”得到明显遏制。全市公、检、法、司系统的100多台公车即将纳入车改范围，公务接待改革方案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我们国家被财政供养的机构十分庞大，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世界上行政管理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成本降低的问题已经引起了高层的重视，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就明确提出了“降低行政成本”的要求。对于执政者而言，节约行政成本的政治意义，并不亚于经济意义。
从这个层面上看，资兴公车改革的实践，无疑为各地探索降低行政成本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领导带头“革自己的命”
仅有36万人口的资兴市改革前全市党政机关共有公车近300台（包括资兴境内国企拥有的车辆共约500台），每年各类开支费用约2000万元。市车改办的一项调查表明，公车日常消耗中，用于公务用途占1/3，领导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某些领导干部用车时根本不算成本账，更有甚者打着“公务”的名义办私事，外出旅游、钓鱼、宴请、娱乐，甚至送子女上学、给丈母娘换煤气这些事都要用公车。“公车私用”不仅败坏了干部形象，更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
车改之后有何变化？在资兴市机关车队，记者看到了一份《市级领导用车情况汇总表》。按新的车改办法，资兴市每个领导用车都必须到车队租用，租金从每年包干的交通费中出。其中一年补贴最高的为市委书记和市长，每年5.5万元，最低的一名科局长为每年0.48万元。“我们每个月都会给市级领导一个通知，如果年底结算仍然超支的话，他们就得自己‘埋单’。”车队队长何庆杰说。
与大庆、深圳、老河口相比，资兴车改的经验，用资兴人自己的话说是“从革自己的命开始”。资兴市车改办主任曾维岳将车改措施总结为四句话：二个取消、二种补贴、二个鼓励、三种配套。即取消市级领导专用车和各单位的公务用车；取消专职司机。确定市级领导的小车费补贴和科局级领导交通费补贴。鼓励领导干部坐社会上的营运车；鼓励领导干部购买小车。建立机关服务车队，领导干部公务用车实行货币化租用；建立财政专柜，补贴指标到人，财政集中管理，车队按月结算，年底按人结算；制定车改纪律，杜绝用车腐败。
资兴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太海说，一开始的想法是从乡镇、科局机关改起，这样改革难度会相对小一些。“没想到的是，在那次会议上，竟有98%的市级领导都支持从自己带头改起，‘革自己的命’。”
“领导干部干不干事，下不下乡关键在于作风，而不在于有没有专车。”
据了解，在资兴市，一名工龄30多年的副处级干部工资表上的收入只有1600多元。通过车改既可节约开支，又存在适当增加公务员收入的空间。资兴车改办法规定，领导干部坐社会上的营运车，所节约的费用50%归自己；如果购车，小车补贴、交通补贴100%归自己。
与此同时，市纪委又出台了一个规定──车改后各单位一律不准私留和再购小车，一经发现即由市纪委收缴。领取补贴的领导干部不得到未进行车改单位借用车辆、索要或报销费用；各车改单位账上不得再出现小车燃料费、修理费等费用支出。鼓励群众对违规行为进行监督举报，举报查实的，按处罚额的50%奖励给举报人。对搞打击报复者从严处分。
适当的经济鼓励和严厉的纪律约束使资兴车改出现了“双赢”。据资兴群众反映，改革后资兴出现了“几多几少”。领导干部下乡坐公共汽车的多了，几人合租一台车的多了，骑自行车的多了；相反，以往楼堂馆所门前云集的公车少了，巧立名目换车的少了。
此外，针对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的“无车不下乡、无车不办事”的陋习，资兴车改之初就为此打了一剂“预防针”。市纪委要求，车改后各单位必须建立领导干部外出公务活动档案；定期公布领导干部下基层的交通费使用情况，接受群众监督。市纪委每半年对各单位领导干部交通费使用情况和外出活动情况检查一次并公布检查结果。一旦发现异常行为，立即进行查处。
“事实上，领导干部干不干事，下不下乡关键在于作风，而不在于有没有专车。”李太海说，在资兴车改正式运行后，政府的工作效率并没有下降。相反在一些突发性事件中均应付自如，并没有受车改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也并未因车改而拖后腿，2004年一季度更是实现财政收入同比增长53.55%。
“最大困难是缺乏一个良好的大环境。”
“我们目前感到的最大困难是缺乏一个良好的大环境。”资兴市车改办主任曾维岳说。尽管车改后资兴市先后接待了数十批前来参观取经者，但有一些事情仍不免令人尴尬。由于“孤军深入”，资兴市的干部到外地参加会议时往往会听到一些风凉话。
此外，由于公、检、法、司和垂直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未进行车改，目前资兴市列入车改范围的公车数量只占总数的1/3。“一市两制”的公车使用办法让一些干部产生了对车改的抵触情绪，部分领导干部感觉到自己“吃了亏”，还是向往过去那种“专车”使用的办法，给改革带来了一定的阻力。
再加上目前实施公车货币化改革的对象仍限于市级领导和各单位党政一把手，包括部门副职在内的其他领导干部并没有交通补贴，这也造成了新的不平衡。曾维岳认为，扩大车改的涵盖面是必须的，否则改革就缺乏持久的推动力。但难就难在标准和范围的量化，范围太大容易造成新的吃大锅饭，太小又失之公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特殊用途车辆难以规范。如护林防火车、防汛抗旱车、城管执法车、安全生产监督车等特殊用途车辆不集中管理，依然存在公车私用等现象。而且没有留车的单位也有不平衡思想。集中管理则在统一的管理模式下很难确保各种特殊职能的正常发挥，应急能力受到一定影响。与此同时，一些上级主管部门给下级单位配置车辆只给了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和处置权，这也致使在车改中难以协调和集中管理。
降低行政成本的空间有多大
李太海是资兴车改的“核心”人物之一，直接参与了整个车改方案的设计和执行。在与记者谈起行政成本如何降低的问题时，他介绍了4笔数字。第一笔数字，节约公车开支306万元。资兴市列入车改范围的122台公车，车改前的日常费用达618万元。车改后实际用于领导干部交通补贴的只需312万元。第二笔数字，节省购车费用约300万元。车改前，全市党政机关每年购置或更换新车15台以上，现在这项费用为零。第三笔数字，节约司机费用支出约144万元。122名司机每人每年工资补助费用支出2万元，共需244万元，车改后，只留下了通过竞聘进入机关事务管理局车队的50名司机。第四个数字，拍卖富余车辆202万元。也就是说122台车拍卖之后只留下40台。实际用车量只是以前的1/3。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部分享受公车补贴的干部买了车，二是确实遏制了“公车私用”这个问题，以前的公车只有1/3是公用，过去司机经常开车回家，现在公车晚上全部集中在车库存放。
4笔数字加起来一年就是952万元，实际节约还不只这些。过去各个单位自缴车辆保险，每台辆一年保费一般在7000元～9000元，业务被一两家保险公司垄断了。车改消息传出后，郴州很多保险公司前来打通“关节”，资兴则采取了公开招标，现在保险费降到了4000元左右。过去有的司机在修车时做手脚，虚报费用，现在规定司机把车交给车队，车队派人去修，损公肥私的空间没有了。全市机关科局乡镇所有公车300台左右，如果加上市属及中央、省、郴州驻资兴的企业，公车总共近500台。现在资兴境内的公车只改了122台，4笔数字就节约了952万元，如果境内500台公车全部改了，节约的钱就更多。
资兴的干部认为，之所以难以从根本上颠覆高高在上的“官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有公车等一些硬件基础在提供现实安排。巨额行政成本开支必然带来乱收费、滥罚款等现象，损害经济环境，使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同时，也会大量消耗社会财富，侵占老百姓本应得到的教育、养老、治安等公共保障方面的资金，影响政府与群众的关系。
资兴车改，为我们提供了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巨大想像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