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地处东南沿海，饱受倭患由来已久。史载，从明洪武二年至二十四年（1369～1391年），在短短的22年内，倭寇大举进犯中国9次，其中有4次进犯福建沿海。福建人民不甘屈辱，在保家卫国的抗倭斗争中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歌。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甲午战争霸占台湾不久，强行把与台湾一水之隔的福建据为“势力范围”。紧接着，一批日籍浪人深入福建各地，遍及各个层面。日本最大的浪人团体“黑龙会”（前身为“玄洋社”），最初便是在福州等地开设机关的，后来成为日本在中国最早进行间谍活动的特务组织。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但袁世凯和此后的北洋政府却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沆瀣一气，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福建人民深感切肤之痛，于是就有了1915年全省呼应的反对“二十一条”斗争风潮，有了“五四”运动时为抵制日货在福州南门兜树立的“请用国货”这一不朽丰碑。 

    1931年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后，福建人民在中共福建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掀起抗日救亡的斗争高潮。9月20日，厦门5000多名大、中学生率先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随后，厦门大学学生两次组成请愿团，分赴广州、南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迅速以武力收复失地”、“从严惩办丧权辱国的汉奸”等10项要求，在省内外引起极大影响。11月16日，日本炮舰“园岛号”闯入闽江，进行武装挑衅。在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发起和领导下，福州15所学校和各界群众向国民党福建省当局请愿，并组织罢课罢市。1932年1月2日，日本驻福州领事和日本“北上号”舰长公然闯入福州西湖举办的抗日游艺会，遭到爱国学生和群众的奋起反抗。 

    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被迫撤退调防福建后，福建人民的抗日爱国热忱再次受到激发，各地纷纷组织肃劣会等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宣传抗日，清查日货。 

    由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福建的抗日民主运动受到当局的压制和破坏，日本的侵略势力趁机大幅度向福建扩张。厦门和福州成了日籍浪人麇集、从事各种非法营生的场所。据统计，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仅居留福州市内的日籍浪人就有1.5万多人，占福州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这些浪人均负有日本帝国的“政治责任”，是日本侵略军的鹰犬。他们化装成商人、公司代表，或教师、学者，或小贩。有的以开旅社为名，经营赌场、烟馆、妓院等黑业，广推毒化政策；有的勾结内地土匪，走私贩毒，大做军火、鸦片的不法勾当。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个手段，不仅大发横财，而且蓄积武装，为日后的侵略准备内应。 

    在文化渗透日甚一日之时，日本对福建的政治、军事攻势加剧。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州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日本借口“保侨”，派军舰以战备的姿态频频开到福州、厦门海域“示威”，随后协同蒋介石扑灭了这股抗日力量。 

    1936年，日本制定了以台湾为中心的海洋侵略政策，妄图控制中国大陆的南进通道，日本海、空军更是肆无忌惮地在福建海空大规模“操演”，窥探闽粤防务。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后，战争的阴影日益逼近福建。福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同仇敌忾，全力投入这场长达八年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华南的卢沟桥事变” 

    抗战初期，日本把主力投在华北与华中战场，但为了牵制华南的中国军队，并从未来战局的发展考虑，日军大本营认为有必要迅速奠定一个南进侵华的重要基地，这个基地，以厦门最为理想。因为厦门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门户，是南中国货物集散、华侨出入的天然良港，又是维系台湾与大陆交往的主要口岸，南达粤东潮汕和广州、香港，北扼闽东、浙东、淞沪沿海口岸，战略地位显要。卢沟桥事变前夕，日军在《对华作战的设想》中就曾拟定：“必要时使用约一个师团的兵力，以主力占领福州，一部占领厦门，如需要可占领汕头。” 

    1937年9月3日凌晨4时，日军战略巡洋舰“扶桑”和驱逐舰“羽风”、“若竹”等，组成联合小舰队，向厦门胡里山炮台、白石头炮台发起猛烈攻击，同时轰击曾厝垵海军飞机场。中国驻军奋起反抗，打响了福建境内的抗战枪声。日军战不能胜，乃仓皇撤逃。受到重创的“若竹”号舰在归途中葬身海底。这是抗战期间在东南海域被击伤沉没的第一艘日舰。厦门保卫战首战告捷，中共厦门工委组织慰军队伍，携带各种慰问品及时赶往各炮台劳军，参战官兵士气大振。厦门首战喜讯传到东南亚，以陈嘉庚为首的闽籍侨胞奔走相告，祝捷和慰军的电报、汇款，犹如雪片纷至。日军欲图厦门的阴谋破产后，转而他谋，把厦门湾外的金门视作图占厦门的跳板。10月25日凌晨，日军进攻金门。由于国民党金门县长邝汉不思抗战，临战逃跑，金门群众组织的抗日武装义勇壮丁队和县保安队殊死抵抗，几至全体殉国。中午12时，日军铁蹄踏上金门。金门是抗战以来最先被日军占领的岛屿，报界称金门之沦陷为“华南的卢沟桥事变”。 

    日军占据金门后，觊觎厦门、漳州。中共闽粤赣边省委发表《为对日抗战保卫漳厦宣言》，向国民党当局发出紧急呼吁。可惜，国民党当局不改其片面抗战路线，极力反对并阻止民众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发展。 

    1938年5月10日凌晨，日军“能吕登”号航空母舰飞起18架飞机，呼啸着掠过海面，把炸弹连同罪恶一路倾泻在厦门岛上能顾及的角落。随后，日本海军陆战队数千人从多路向厦门发起猛烈进攻。 

    据守胡里山、白石、屿仔尾等处炮台的中国守军，冒着纷飞的炮弹，与强敌作激烈炮战，击伤敌舰3艘，击毁敌机2架，让来犯日军死伤枕藉。战后，从福建走出的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如是评价驻厦海军的抗战：“在发挥海军抗战的力量中，厦门一役，海军血战最烈……” 

    在厦门保卫战中，厦门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楚怀民所部腹背受敌，陷入重围，他临危不惧，率军死战，不惜战死沙场。二营营副马忠喜身受重伤，犹不下火线，奋力爬上树，居高临下，接连击毙多名冲上来的日军，直到气断殉国，鲜血染红了身下树干。 

    厦门保卫战历时3天，日军死伤500人左右，中国守军阵亡近千。厦门沦陷，被称为“‘七七’以来中华民族的又一沉痛的损失”。 

    日军进入厦门市区后，屠杀市民无数，仅5月10日就在寿山岩万寿庙内杀戮避难市民30多人。仅有70多人口的五通村，当日就有24名无辜村民被日军抓走，先是关押到厦门警察本部，严刑逼供，尔后用卡车载到海边，全部用刀砍死，推入沙滩深坑。1970年，五通群众在抗战胜利后已然“出土”的五通渡口“万人坑”遗址，仍然挖出许多白骨，有的骨上还穿着铁丝，有的头颅上刺刀伤口仍历历在目。 

    厦门遭侵，每天都有悲情上演。据“福建省抗战损失调查”称：厦门沦陷仅几天，民众死亡就达1万人，烧毁房屋7651座、汽船100艘、民船1260艘、汽车61辆，公路被破坏63公里；仅1938年沦陷后的几个月中，厦门财产损失达国币1924亿元。 

    厦门沦陷了，但抗日火种不灭，共产党等团体组织领导的地下斗争仍在继续：4个月后的9月12日上午，驻厦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情报部长兼第一班主事田村丰崇在街头被抗日志士击毙，此事震动全省；1940年，厦门伪市府黄莲舫被歼和伪厦门地方法院院长黄仲康遭刺，给日伪人员沉痛打击；1941年10月26日，日本“兴亚院”特派员、华南情报部长、《全闽新日报》社长泽重信饮命黄泉；1942年1月，鼓浪屿工部局日警长忠山贞夫被击毙于康泰路……直到日军投降前夕，这些令他们心惊肉跳的突袭和斗争还在进行。 

    值得提及的是由中共厦门工委直接领导的厦门儿童救亡剧团。该团成立于1937年9月3日，共39人，年龄最小的才7岁，最大的也仅17岁。厦门失守后，厦儿团受命赴南洋宣慰侨胞，推动华侨社会的抗日救亡工作，并筹集抗战经费。“厦儿团”路经广州时，受到中共中央妇委书记邓颖超的接见，称这群小小年纪就热心爱国的孩子们为“国宝”。“厦儿团”走出家门和国 

    门，把抗日救亡的宣传唱响在广东、香港、越南、柬埔寨等地的同胞和侨胞中，他们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最有亮色的孩童抗日宣传队伍。 

    抗日战争的支战场 

    1941年，中国人民的抗战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这年新年刚过，日军大本营就定下计划，要在这年“获得解决事变（指侵华战争——引者）的头绪”。截断福州方面的海外通路是日军大本营的重要战略步骤。3月15日，日军大本营把在台湾的飞行团调归华南方面军司令官指挥，准备发动“福州作战”（代号C4作战）。原因在于“在中国事变以后，此地（福州）成了援蒋通道的要地，正在运进若干抗战物资。于是，为完善华南方面的沿海封锁，决定占领福州”。 

    4月19日凌晨，日本华南方面军第四十八师团3个联队9个大队数千人，在海军遣华舰队和台湾飞行集团强大的海空力量配合下，于长乐漳港、福清松下强袭登陆。 

    福清松祉乡国民兵（国民党当局把年纪稍大不抽壮丁的人组织起来，叫国民兵）队长兼乡抗日自卫队队长陈俊盛率队员和国民党水警队奋起阻击日军。浴血奋战6小时，由于国民党福清驻军拒不出援，国民兵和水警队战死30多人，水警队长程文龙亦捐躯。陈俊盛率余众退守蝉潭山洞，令队兵分散突围，自己则继续阻击日军，一连击杀数敌，至右腿中弹倒地，为了不当俘虏，毅然开枪自杀，时年29岁。国民政府特颁“捍患成仁”四字旌表，并于1943年3月为他们造墓立碑，一一刻录诸烈士英名，以教后人永记。 

    国民党福州驻军第一百军毫无斗志，望风而逃，4月22日拂晓，一队队脚穿长统靴的侵略军，肩扛写着“武运长久”、“皇军必胜”的太阳旗，络绎不绝地开进福州。日军闪电般攻占福州，国民党高层颇有反应。据奉命到福建巡察的蒋介石侍从室少校张唯中回忆，“蒋（介石）对福州的沦陷，是很气愤的”，所以后来对一百军军长兼福州警备司令陈琪等一干将领予以撤职裁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分析福州迅速沦陷的原因时，不能不承认：“这次失败并非敌人怎样强悍，乃我军完全吃了精神涣散的亏”，“如果我军精神稍肯振作，当不至于一败涂地。” 

    日军把侵占福州说成是“解除福州人民的痛苦”，但墨写的谎言抹杀不了血写的历史。台江十二桥、水部韩园、东门外马鞍山，是日军侵占福州后的著名杀人场。日军的奸淫掳掠方式不一而足，侮辱福州市民的办法也层出不穷，无所不用其极：掴脸，弹鼻，提耳，拔发，击首。更有强迫市民趴在地上作蛤蟆式（五体伏地）、鲎式（五体伏地翘一足）、犬式（四肢抵地昂首）、竖蜻蜓（两手着地两足朝天）等各种惨状资为笑乐。有首民谣诉说当时的十二桥：“夜闻啼哭声，昼见血水红。河里漂尸体，路上人断魂。”凄惨的啼哭声还时时从烟台山乐群楼——外侨俱乐部传来。这里是日军在福州的最大慰安所，那些被抢夺来称作“慰安妇”的良家女子，备受“战场动物”的凌辱蹂躏。 

    沦陷后的福州是魔鬼的天堂、百姓的地狱。但素有抗倭传统的福州人民，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同仇敌忾，不屈御侮，群众自发击杀东洋兽兵的故事在福州、长乐、福清等地时有所闻，展示了永不泯灭的中华魂。 

    5月13日，中国军队在闽江南北展开了反攻福州的作战。福清西门战斗尤为猛烈，13位保安团士兵冒死冲入城中，集结机枪火力，射杀敌兵不少，惜无后援，被敌大队兵力包围。十三壮士裹伤作殊死战，死时两目怒张，毫无惧色。由于国民党一百军军事上腐败无能，致使反攻福州功败垂成。 

    福州地区的沦陷，使中日战争在东南的格局很快地发生了变化。可以说，直到1941年初，在整个中日战争中，福建仍一如既往地处于支战场的地位。日军占领福州后，制定的下一个目标，是“向古田进扰，震撼闽北”。若目标达成，则师出仙霞关，即可切断浙赣铁路线，出杉关又可与占据南昌的日军相呼应，连成一片，而掩有东南之半，届时中国军队更无险可据。为了打破福州日军侵入闽北、闽东，进而与浙东及南昌的日军连成一片之局势，福建一时也从支战场变成了一个主战场。5月上旬，第十三补充训练处少将处长李良荣主动请缨抗敌，率装备团由南平坐船东下赶赴前线。装备团的官兵有不少海外爱国华侨青年，他们受着陈嘉庚爱国精神的熏陶，回国后又得到共产党的教育，士气旺盛。得知有大仗要打，共产党员、装备团秘密党小组组长、第八连上士班长庄天和秘密召集党小组会议，部署战时党的工作，在参战部队中喊响了“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的口号。装备团中校副团长、闽籍归国华侨郭志雄也表示：“爱国，就要勇于为国献身。” 

    在大湖战斗中，装备团一度处于明显劣势。共产党员、上士班长庄天和在身旁机枪手战死、形势异常危急之时，不顾一切地迅速操起机枪，一边高喊一边将愤怒的子弹射向正蜂拥而上的敌群。机枪被炸坏后，身受重伤的他毅然拉响身上所携炸弹，与冲上来的日军同归于尽。共产党员庄天和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的事迹，深深感动了装备团全体官兵，他们以庄天和为榜样，咸抱必死决心，喊声震天，死命厮杀，大挫日军锐气。 

    日军几战失利后，节节退守。5月25日凌晨，装备团副团长郭志雄亲率突击队袭占要道寨上关，随即向敌之背面的双髻山进攻。在带头冲锋时，郭志雄不幸被日军机枪子弹击中，摇晃着身子仍高呼“前进 前进！”装备团全体官兵踏着郭志雄的血迹，奋勇争先，一举拿下敌高地。 

    大湖战役，击毙日军700多人，俘敌20多人，宣告驻闽日军与浙、赣日军联络的企图破产。此后，日军被迫退据福清、长乐、连江、福州等处，再也未能深入福建内地。战后，为纪念装备团的不朽功绩、表彰郭志雄牺牲报国的业绩，国民政府追谥郭志雄为陆军上校，将寨上关易名为“志雄关”，并在大湖山巅建造“大湖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安葬阵亡的近300名中国官兵，蒋介石亲自题词“气作山河”。1984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郭志雄为革命烈士。 

    驱逐外患，众之所望。9月3日，在中国军民的强烈攻势下，驻防福州的日伪军全线崩溃，分路撤退，下海落舰而逃。1941年的“福州作战”，福建方面牵制了日军兵力1.2万人，占该年度中国战场牵制日军兵力的1.8％。 

    抗战的中流砥柱 

    国共合作抗日后，长征中一路血战到陕北的福建籍红军将士（长征中有3万多人，到陕北后仅剩2000余众），不及休养，又投身八路军参加抗战。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长征中先后担任红二师政委和红一师师长的刘亚楼，率部东渡黄河参加“东进抗日讨阎（锡山）”战斗后，就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教育长，为培养中国人民的抗日军事、政治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后受派远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了自己的热血和才智。 

    八路军成立后，闽籍将士多数编入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其次是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一二○师（师长贺龙），有的被派往新四军，部分干部则留在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前总等处工作。在闽籍八路军将士中，杨成武无疑是杰出的代表。在平型关战斗中，他率独立团负责艰苦的敌后打援，歼灭日军300多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39年11月，时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的杨成武，指挥所部在黄土岭围歼战中再次奏捷，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命丧太行山上，此战震惊中外。 

    历史亦当记住：1938年春，福建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前线的将士有5000来人，占当时新四军总数的一半。新四军二、三两个支队，基本上由福建人民子弟兵组成。在转战大江南北中，新四军中的闽籍将士打出了赫赫威风，张鼎丞、邓子恢、叶飞等成为战功累累、军政双全的名将。 

    八年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阵营里的福建籍爱国将士，“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在为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时，也付出了重大牺牲。光八路军新四军牺牲的闽籍团级以上干部就有数十名，他们中有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副校长兼政府工作部部长陈明、新四军二支队政 

    治部主任罗化成、新四军六师十六旅政委廖海涛等，他们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首首荡气回肠的壮丽诗篇。 

    留在福建坚持斗争的共产党组织，在新四军北上苏皖抗日前线后，力量更显单薄，国民党当局又把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反共活动“在福建比任何地方来得凶来得早”，福建省委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已属不易，在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以民族利益为重，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主动肩负起领导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任。刘少奇称赞以曾镜冰为首的福建省委在抗战期间有“三大创造”。 

    1938年5月厦门沦陷，福建地方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大力组织游击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1年日军入侵福州后的两个月时间内，福建省委在闽海组建了7支抗日武装队伍，总人数达1600多人，枪支近600支，神出鬼没，给日军以沉痛打击。连江下洋抗日游击队（全称“闽海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二中队”），在组建后的短时间内就连战皆捷，还击毙了驻连江最高日酋原田大佐，威震四方。 

    1941年8月初，长乐县游击队在琅尾巷设伏，袭击载有100多名日军的两艘汽艇，击毙日军马（尾）营（前）地区守备司令官中岛中佐以下官兵42人，长乐百姓专门编歌以志：“小冬江畔盛开莲，日寇妄想打江田，江田出有游击队，打死中岛半浮沉。”琅尾巷大捷，以无人伤亡创下了福建沿海抗日游击战中战绩最佳的纪录，受到中共华中局的嘉奖，许多爱国华侨从海外致电祝贺，国民党报纸也大肆宣扬。 

    战争毁灭文化，同时，也创造文化。随着抗日战争的日益发展，以永安为代表的福建抗战文化活动亦应运而起、蓬勃开展。福建地方党组织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于1938年夏内迁永安后，正是抗日战争临近相持阶段，对于抗战的前景，不少民众和阶层产生了悲观情绪。隐蔽战斗在永安的共产党员和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在中共南方局及福建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广泛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和进步力量，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进步文化活动。其活动时间之长，出版物之多，作者阵容之大，作品战斗力之强，较之当时的国统区，可以说仅次于重庆和桂林。永安，无愧为抗战文化在东南半壁的一个重要据点，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锻造了广大军民摧不毁的抗战意志，为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抗战中的闽籍华侨 

    福建是中国第二大侨乡。20世纪30年代末，旅居海外的闽籍华侨总数约为300万人，约占华侨总数的八分之三。福建华侨素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们情牵祖国命运，为抗战事业“无不全力以赴”。 

    为了把南洋华侨团结起来共同为祖国抗战出力，1938年10月10日，闽籍爱国侨领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成立南洋华侨抗日救亡的最高领导机关“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总会”（简称“南侨总”）。此后，在“南侨总”领导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广大华侨节衣缩食，有的甚至变卖家产，踊跃捐献。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0年，“南侨总”共发动募集支援祖国抗战的义捐约5亿元，寒衣50万件，药品价值250万元。 

    在抗战期间，陈嘉庚还以华侨参政员身份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为汉奸”提案，给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当头棒喝，邹韬奋称这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在抗战最为艰苦的阶段，华侨领袖陈嘉庚不顾危险，辗转万里，带着广大华侨的盛情厚意回国，先后前往重庆、延安、福建等地考察慰问，以实际言行坚定祖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忠于国家为先”、“爱国观念不敢后人”，这是另一位闽籍著名爱国华侨胡文虎的座右铭。在寇氛日炽、国运日危之时，胡文虎大办“星”系报，把“星”光撒遍南洋，把抗日宣传播向广大华侨，以此激发海外侨胞的抗日爱国热情。从“九一八事变”后汇款支持马占山将军抗日，到支持十九路军抗战，胡文虎表现的爱国热忱令人感佩。全面抗战以来，他领导南洋客属总会（简称“南客总”）不遗余力地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在整个抗日筹赈中，胡文虎输捐最多，功不可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如是褒奖：“情殷爱国，迥异寻常。” 

    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与胡文虎领导的“南客总”不时开展爱国捐献竞赛，双方你追我赶，为祖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而写下了海外华侨爱国史上最惊心动魄、最悲壮激越的光辉篇章。 

    菲律宾中华商会会长李清泉为支援祖国抗战而四处奔波，不幸身染沉疴。弥留之际，犹系念苦难深重的祖国，叮嘱将其遗产中的10万美元，捐献给祖国。 

    在陈嘉庚、胡文虎、李清泉的身旁，还有百十万的闽籍华侨齐集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节衣缩食，以常月捐、特别捐、娱乐捐、购买公债、义演、义卖、献金等多种形式，踊跃为国捐款，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而共同奋斗。此情，正如陈嘉庚所说：“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 

    华侨在抗日救国斗争中所迸发出的爱国主义光辉，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毛泽东曾称“抗日救华夏，华侨建殊勋”，朱德对华侨的爱国行动也给予高度评价：“海外侨胞对于祖国抗战事业向来踊跃参加。他们是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 

    不少闽籍华侨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回国直接参军参战，流血牺牲，表现突出，为家乡增添了光彩，树立了丰碑。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有带着身孕掩护机关和群众突围而英勇牺牲、被中共中央妇委称为“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的抗日女英雄李林，有三次回国参战、直至战死疆场的沈尔七等人。他们的丰功伟绩永照人间，彪炳史册。 

    侵占福厦日军的末日 

    时序进入1945年，日本“皇军”大崩溃的迹象，在世界战场一览无余。在福建，日军处处呈现出攻势疲软和防守不支的失败迹象。在共产党的发动下，福建军民抗日气氛更浓。侵占福州和厦门的日军主力分别撤逃，沿途受到中国军队的追击，伤亡惨重。 

    驻闽南日军逃窜至粤不及一个月，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告日军无条件投降。控扼闽江口主航道川石岛的日军两栖部队200多人，奉令就地向中国政府投降。看到昔日骄横不可一世的日军在中国受降军队面前个个耷拉着头，无精打采，当地百姓闻讯，心情无不快慰，为从此不受恶魔的奴役而喜泪纵流 在日军盘踞川石岛的5年中，不知有多少渔民丧身虎口！1952年人民政府为当年死难渔民建义冢时，仅从下湖尾一处沙滩上，就发掘出70多具无主尸骨。 

    厦门的受降接收工作，因为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互相牵制而迟于10月上旬结束。驻厦日军，自最高司令官原田清一海军中将以下2779名，向中国军队解下了武器，举起了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罪恶双手。 

    “庆祝抗日胜利 ”“抗战胜利了，我们盼出头了 ”深受七年沦陷之灾的厦门，在喜讯传来之时，爆发出如潮的欢呼。用不着组织，市民们自发地从家中冲出来，一张张喜悦的笑脸分外灿烂。有人敲锣打鼓，有人大放鞭炮，有人互相拥抱，捶打对方的腰背，有人失态地仰头大笑，还有人悄悄地抹泪。 

    在厦门的台胞们，情不自禁地加入到了欢庆狂欢的人群中。他们中有一支在福建拉起的特殊抗日队伍——台湾义勇队。总队长李友邦将军流着一脸喜泪，对台湾女青年、义勇队驻闽南办事处主任郑约的女儿郑晶莹说：“我们为了不当日本顺民而在大陆度过了一二十年的流浪生活，饱尝了人生的甜酸苦辣而幸存下来，今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爱国的台湾同胞，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去见父老兄弟！” 

    与厦门一水之隔的金门，此时也是彩灯辉煌，遥相映照。整个福建，全国各地，都沉浸在狂欢中。炎黄子孙激情欢庆的还有台湾的回归，这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全体中国人民八年浴血抗战的最大成果之一，是20世纪中华民族至为激越的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