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有关部门和人士曾给青年朋友们介绍过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历史。我们这里介绍的永安《现代文艺》，是中共东南文委书记邵荃麟委托王西彦到永安开辟的战斗文化阵地，是当时永安改进出版社六大期刊中革命色彩最浓、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刊物。现提供给"永安之窗"网民朋友们交流。〕

《现代文艺》封面

　　1938年5月，福建省政府机关内迁永安。随着省会的内迁，随着沿海各城市的陷落，各方人士聚集于此。不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也相继到来，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进步文化活动。1939年2月，在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支持下，著名的翻译家、左翼作家黎烈文 ⑴ 开始组建改进出版社，任社长兼发行人。黎烈文在三十年代曾与鲁迅有过交往，陈仪与鲁迅是同乡，又是留学日本的同学，两人后来所走的道路尽管不同，但私交甚好。由于有这一层关系，陈仪对黎烈文很信任，一切社务均由黎作主。黎先后创办和接编了《改进》、《战时民众》、《现代儿童》、《现代青年》、《战时木刻画报》、《现代文艺》等六大期刊，加之以其他报纸、刊物和书籍的印行，使永安这个群山连绵、交通闭塞的山城热闹起来，成为抗战时期我国东南半壁的文化名城。本文着重介绍《现代文艺》创办的始终。

　　1939年夏，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制造了"平江惨案"。由湖南省地下党创办的《观察日报》（黎澍负责）和塘田讲学院（一所抗大式学校）被国民党查封。在这两个单位工作的一些革命同志转道重庆赴延安，有的到桂林转道香港去苏北根据地。这时，有一位老家在浙东，当时先后在这两个单位工作过的青年文化战士王西彦⑵，则到金华去找当时担任中共东南文委书记的邵荃麟⑶同志，想通过他投奔新四军。王西彦与邵荃麟见面后，邵劝王暂时留下，后即将他派来永安。

《改进》月刊封面

　　邵荃麟与黎烈文早有书信来往。黎烈文曾邀邵荃麟、葛琴夫妇来改进出版社工作，当时他们没有来。邵考虑到东南国统区文化工作需要人，即向黎烈文建议，由王西彦到永安创办一个文艺刊物。黎烈文在上海主编进步刊物《中流》时，王西彦就是《中流》的投稿者之一，和黎烈文有过书信来往。黎组建改进出版社后，王也向《改进》半月刊投稿，发表了小说《修路篇》。因此，邵的建议很快得到黎烈文的同意，马上给王西彦发了邀请电。这样，王西彦便决定应邀前往永安。走之前，邵荃麟分析了福建的具体情况，讲了党的方针政策是广泛地团结人民大众，包括各界爱国人士，努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们看到了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抗战文艺运动依然偏重于少数大都市，如重庆、桂林、香港、上海等地，很少人有想到在东南前线尚有一片如此广大的土地需要垦植。为了发掘新人，培养新的文化战士，表现更广泛的斗争现实，也为了解决由于交通的阻隔，运输的困难，渝桂港沪的新书报很少流通到东南来的问题，满足处在东南前线的广大读者渴望得到精神食粮的欲望，因此，邵荃麟指示王西彦到东南一隅的永安开拓阵地，并交代要尽可能地利用国民党的刊物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并可以运用现有的出版力量，创办富有战斗力的文艺刊物，理直气壮地宣传抗日。考虑到新办刊物稿源不足，邵荃麟还特地拿了一部分稿件让王西彦随身带来永安。并且，还答应最初几期稿子由他在金华征集。因此，王西彦是带
着党的重托，来永安开辟战斗文化阵地的。

虾蛤黄家祠堂--改进出版社旧址

　　1939年冬，王西彦到了永安，他一下车便与黎烈文见面，提出创办一个文艺刊物的建议。黎因早有此愿，对王西彦的建议很感兴趣，即表示同意。王西彦回忆道："这天晚上，我就临时挤在职工宿舍里搭铺。我的确没有料想到，来永安的第一天晚上，和黎烈文的第一次谈话，就得到这样完满的成果。自然更没有料想到，过去我只以投稿者的身份和他通过几封信，初次见面，他就能象老朋友似的对待我，说了这样多够得上是颇为贴己的话。原来的顾虑消失了，换得的是一种揉合互信和感激的亲切感。因此，虽然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刚下长途汽车时又得了一个'瘅蛮之地'的印象，又挤搭在别人的床铺上，我却很快入睡了。"⑷

　　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改进出版社的编辑部设置在距永安县城七八里路外的虾蛤村。第二天，王西彦便搬到那里去住。那是一个临河的、贫穷落后的小村庄。整个村庄只有几座破旧的民房。编辑部的房子是一座破旧的祠堂，它的周围尽是超过一人高的茅草；它的对面，则是一家从闽南迁来的有十几部机器的印刷所。

　　王西彦到虾蛤没几天，黎烈文来了。他已经到过上吉山向陈仪请示过，并得到陈仪的允许。他说："好了，刊物办得成了。我们先来取个名字，再请你（指王西彦）拟个计划，然后跟经理部和发行部开个会……。"⑸

　　"恐怕还要尽快发约稿信吧？"王西彦提醒道。

　　"自然，要尽快发！向全国的朋友约稿，上海、桂林、重庆、昆明……你的熟人由你具名，我的熟人由我具名，共同的熟人我们一起具名！稿子是粮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⑹ 经过商量，他们把这个即将诞生的刊物定名为《现代文艺》。因为这之前，改进出版社已有《现代青年》、《现代儿童》等刊物。

　　刊物可以办成了，邵荃麟的开辟战斗阵地的指示可以实现了。既然是开辟战斗阵地，那么就应该有一个攻击目标。

　　王西彦联想到他自己不久前的一些经历："我于1937年7月在北平听到了芦沟格的炮声，同年8月在上海碰上了淞沪抗战，到了1938年3、4月间就参加了一个'战地服务团'，从武汉跑到鲁南、苏北的战地去做民运工作。当时我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涉世虽浅，热情却颇高。可是，我在战地看到的竟是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积极反共，是国民党军队的狼狈溃退和蹂躏百姓，是古运河两岸贫苦农民的深灾重难和哭诉无门。这些众多的战地见闻，就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究竟谁在抗战'的大问号。而在湘西南自己参加工作的一个报社和另一所学校被查封，回到濒临沦陷的浙东家乡农村时目睹一些叔伯婶嫂们被抽丁加税迫得惶惶不可终日的情景，更加深了这个急待回答的疑问。现在既然有了一个阵地，首先当然就要运用自己的方式来解答它。而且，这也的确是客观形势的要求。"⑺

　　这说明当时的王西彦确实是一个富有胆识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具有很高觉悟的坚强战士。他对问题看得很透彻，目标选得很准确。在当时，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中国大片的领土之后，从军事进攻转为对国民党的诱降。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做出了不少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但他们却以抗战的当然领导者自居。在这个时候，向人民群众说明究竟谁在抗战，究竟谁是抗战中最大的支持者和牺牲者，确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很严肃的问题。于是，王西彦运用文艺形象描写的手法和致力于组织这方面的稿件来解答这个问题，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正确方针路线。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40年4月25日，《现代文艺》创刊特大号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现代文艺》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学艺术不但是民族生活最正确最具体的活历史，且也是人类精神最伟大的鼓励者和创造者。当艰苦的抗战支持到进入第四个年头的现在，文学艺术在这场中华民族空前的斗争里面所发挥的巨大的力量，证实了自己光明远大的前途。"而以民族战士的姿态投身于民族战斗之中的作家们所创作的有着充实的内容与生龙活虎的精神的文艺作品，"保留了一个伟大民族在苦斗中的血肉与呐喊"。《现代文艺》的创刊，正是"以'雪里送炭'的苦心"，竭尽全力，实践着"人类精神最伟大的鼓励者和创造者"的事业。发刊词中还指出："唯需特加说明的，我们的所在地--福建永安，一向被人称作山僻之处，这里的一切出版条件，如印刷、发行等的困难情形，有时简直非一般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所能想象。而最大的困难，还在于人力的缺乏……"。由此足见王西彦等编辑者的坚韧不拔精神。《现代文艺》作为"文化阵地"，它并不是同仁刊物。在创刊号的编后记中写道："最后应特加声明的本刊不是同人（仁）杂志，诚恳地希望各地认识与不认识的朋友们的协助……。"

　　刊登在这一期的小说有邵荃麟的《英雄》、葛琴的《生命》、王西彦的《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诗歌有艾青的《兵车》、高岗的《坟》、杜麦青的《送》；论文有维山（冯雪峰）的《论典型的创造》；短论有尊寒（黎烈文）的《"落水"与"出水"》、杨洪（王西彦）的《批评家的新任务》等等，还有许天虹翻译的《托尔斯泰的思想》（褚威格作），卢茅居的报告《再生》等。

　　创刊号在扉页上还发表了一幅邵荃麟从浙江寄来的万湜思的《蒋委员长慰劳出征军人家属》的木刻画。对刊登这幅木刻画，王西彦曾提出疑问，邵荃麟指出："刊出好了，要战斗，首先要求得生存。" ⑻ 从表面上看，好象很是"尊重"蒋委员长，但编者却从作品所描绘的形象中告诉了读者，究竟谁在抗战，究竟谁是抗战中的最大牺牲者。例如，重点作品《英雄》就在目录上印成黑体字，特别醒目。在《编后记》中特别说明这三篇小说"并非一时之选"，并说明"特别是荃麟先生的中篇《英雄》，给我们提出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大问题。"

　　邵荃麟创作的小说《英雄》描写的是一个从抗战前线回乡的伤兵王大有的遭遇。王大有原是给保长家干杂活的长工，却糊里糊涂地被送上战场，受了伤，又被锯掉一条膀子。即使这样，他还是颇为自负。他回到家里，向老爹出示了挂在左襟上的一块银质荣誉章，认为这是为老爹换来了"一点功名"。在这种精神境界的支配下，他虽然受到了乡里邻间的轻蔑和误解，但也同时受到推崇和尊敬（虽然，这些推崇和尊敬是别有用心的）。区长为了拉更多人去当兵，甚至赞许他是"本区的唯一勇士"和镇上"民众的模范"。最后，因为受不了周围一些人的冷言冷语，又因为失掉了一只膀子，生活陷入困境，他终于到了一处后方医院，向院长提出重返前线的请求。在"欢送受伤英雄重上前线"的大会上，院长又一次称他是"我们抗战的英雄"和"中华民族的好男儿"。在作者的笔下，王大有不但在肉体上受到伤残，而且精神也处于麻木状态，这是一个怎样的"英雄"！作者充分揭露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与无能，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回答了"谁在抗战"的问题，把读者引入深思。

　　王西彦创作的小说《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描写的是一个忠厚老实的青年农民李其成的遭遇。李其成的妻子被地方占有以后，自己却被联保主任送往前线去当一名担架兵。在一次抢救伤兵时负了伤，由别的担架兵把他抬下火线。然而，他一直到死，"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躺在担架上的受伤者"，耳朵里还"清晰地听到无数别的受伤者的呻吟和叫喊……" ⑼ 作品同情象李其成这样的农民的不幸遭遇，更控诉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现代文艺》第一期出版后，很快受到了读者热烈的欢迎。第一卷第三期《编后记》中写道："创刊号发到各地的代售处去，不到旬日便都先后销售一空，来信要求增添。订阅者也陆续在增加。本刊的印数有限，供不应需，发行部几次要求再版，不过因印刷条件的限制，无法打纸版，再版必须全部重排，太不经济……"

　　《现代文艺》尽管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对它忌恨的也不乏其人。国民党省保安处长黄珍吾就是其中的一个。《现代文艺》创刊号出版以后，黄珍吾马上就嗅出了《英雄》这篇小说讥讽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的寓意，指控《英雄》"妨碍役政"，叫喊改进出版社里有共产党在活动，决定要查封《现代文艺》。陈仪接到指控后，便把黎烈文找了去。黎烈文向陈仪作了解释，《英雄》并没有"妨碍役政"，并指了万湜思的《蒋委员长慰劳出征军人家属》的木刻画给陈仪看，作为反证。陈仪点点头，不再说话了--一场风波平息了，《现代文艺》终于顽强地生存下来。

　　一个综合性文艺刊物应以发表文艺作品为主，在这一点上，主编王西彦是很清楚的。因此，每一期都有两篇以上的小说，还有一定数量的诗和散文。小说方面除了上面介绍过的《英雄》和《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外，接连发表了王西彦的中篇小说《眷恋土地的人》，描写江北古运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大规模溃退时，一个被遗弃的船夫却自发地在一处山峡只身抗击敌军的故事；魏伯的《号兵冯玉珂》，描写一个孩子号兵怎样念念不忘自己在战争中受辱而死的母亲，失散了的父亲和妹妹，又怎样在战斗中忘我地向敌人投出手榴弹；艾芜的《意外》，描写一个被强拉去冒名顶替的农民士兵在点名时不肯承认自己改变姓名；黑西的《军渡》，描写一个叫"水溜子"的少年，在爷爷、父亲、母亲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之后，自己顽强地成长起来，趁敌人过渡时出奇不意地打击敌人，自己却潜水游走了；布德的《一个"满州囚徒"的故事》，描写一个原来留学日本的李光在东北某地当教员，因为不愿作亡国奴，最后成为一个"满州囚徒"；碧野的《葬礼》，描写一个女扮男装，当了八路军某旅长的勤务兵的于陵，在一次战斗中为了保护旅长而英勇牺牲；司马文森的《蠢货》，描写一个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农村妇女王大嫂，因为战乱，流落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当一名伙夫兵。当她参加游击队的丈夫牺牲后，她所迫切要求的是："我想有一支枪"等等。

　　在诗歌方面，发表了艾青的《兵车》、《鞍鞯店》、《赌博的人们》；藏克家的《石滚河》、《十二月的风》；厂民（严辰）的《出征》、《人民行列中的一员》、《伟大的慈心》；高岗的《坟》、《冬的傍晚》、《山巅》、《老鞋匠》、《马灯》、《班长、牧师、牛》；彭燕郊的《朝花》、《七月献诗》、《黄昏及其他》、《恋歌》、《篝火》；邹荻帆的《草原交响乐》、《给一个女同志》、《紫姑》、《悦来场》；姚奔的《骑马的人》、《在风雨的夜里》、《我在嘉陵江岸上》；郭风的《收获》、《枪》、《驿路》、《猎人》、《春天》、《公路》等等。

　　在散文方面，发表了夏琪的《车站》；林淡秋的《远山的火光》；卢茅居的《再生》；何其芳的《为人类工作》；先艾的《离散》；章靳以的《雾城远简》；施稔的《斗牛》、《鱼鬼》；庄艟的《重庆的作家》；许杰的《跳蚤的故事》；李岳南的《爷爷的茶叶》；姚隼的《夜酒楼》；邹绿芷的《故园草》；萝白的《山野间》，等等。

　　在理论文章方面，发表了维山（冯雪峰）的《论典型的创造》和《文艺与政论》；欧阳凡海的《最近文学创作的一般倾向》；石滨（卢茅居）的《创作实践与生活实践》和《民族传统与世界传统》；张天翼的《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等。冯雪峰的《论典型的创造》一文发表时，王西彦还在"编后记"作了推荐，说它"出于一个优秀的理论家的手笔的一篇见解精辟的文章，它指出我们抗战文艺一个最基本的缺点。说明了我们的艺术为什么还不能带来典型和深刻的思想。""石滨"是卢茅居 ⑽ 在改进出版社任编辑时的笔名，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很好的修养，堪称是当时福建地下省委的一位很有学识的理论家。张天翼的论文"不仅立论精辟，而且语言生动，形象丰满，保留着他创作小说的那种特有风格……⑾"

　　在当时消息闭塞、交通阻隔的情况下，要组织一批有质量的理论文章的稿子是很不容易的。为了弥补不足，《现代文艺》特别设立了"短论"一栏，每期刊登三篇千字文，讨论各种文艺和创作问题。而这些文章大多由出版社编辑部里的黎烈文、王西彦、卢茅居等人撰写，发表时则都用笔名。邵荃麟也经常写，他的笔名是"契若"。这些文章简明扼要，犀利而有针对性，是短兵相接的斗争，最招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有时稿子送审时被图书杂志审查处删去或扣掉，发表时只好开天窗。以后，那些审查老爷们连天窗也不准开，发表这类文章是越来越困难了。这一栏目坚持到二卷六期（1941年3月25日）。"皖南事变"以后就不得不忍痛放弃。"短论"一栏虽被迫放弃，但斗争并没有停止。在《现代文艺》三卷二期的"编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在第三卷第一期出版前后，我们曾经接到一些热心的读者的来信，对本刊的内容及编排方面，提供了不少可贵的意见，其中有的是希望我们能将短论一栏恢复，并增加对作品的批评与研究。关于文艺短论，我们原觉不必特设一栏，而在有什么新问题发生，值得加以讨论的，或者在来稿之中，发现可以刊登的，随时发表，例如本期唐弢先生的《再真实些》，就是一篇极切时宜的短论。但对读者诸君的意见，我们自当尊重并尽可能设法做到……"王西彦的确没有辜负广大读者的期望，三卷二期的《现代文艺》中增加了"杂感"一栏，并且一直坚持到三卷六期王西彦辞去《现代文艺》主编时为止。这充分体现了王西彦坚持真理，不畏强暴的精神。

　　为了使刊物的内容能更丰富多彩，也为了使读者对选购新书有个标准，《现代文艺》还辟有书评一栏。这一栏的文章绝大多数由王西彦撰写，所用的笔名是"杨洪"。他先后评过艾青的诗集《他死在第二次》，端木蕼良的短篇小说集《风陵渡》，芦焚的短篇小说集《无名氏》、林柯的话剧《沉渊》和谷斯范的章回小说《新水浒》等作品。另外，卢茅居以"新矛"的笔名写过《报影集》的书评和以"石滨"的笔名写过《〈扯旗树〉和〈洪照〉》，欧阳凡海写过《译完〈三兄弟〉以后》的作品评介文章。

　　《现代文艺》在发表文艺作品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外国文学作品的介绍。在创刊号里，发表了许天虹翻译的奥地利著名小说家斯丹芬o褚感格的《托尔斯泰》中的结论--《托尔斯泰的思想》，同时译载了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人靠什么生活》，一卷二期发表了黎烈文翻译的法国古典作家梅里美的短篇小说《掷骰戏》，并在"编后记"里向读者作了推荐，这一期还编了一栏"高尔基逝世四周年纪念特辑"。从一卷四期起至二卷三期连载了黎烈文翻译的匈牙利作家霍尔发斯的《第三帝国的士兵》。这一期还发表了许天虹翻译的美国杰克o伦敦的《强者的力量》。二卷五期编了一栏"杜思退益夫斯基（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特辑"。三卷一期编了一栏"锹耿斯特辑"，从三卷一期起到三卷六期，连载了陈占元翻译的奥地利著名小说家褚威格的长篇小说《马来西亚的狂人》，等等。

　　由于王西彦的辛苦耕耘，也由于邵荃麟的有力帮助，《现代文艺》成为永安改进出版社出版的六种期刊中革命色彩最浓、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刊物。不仅在福建，而且在桂林、重庆等地也都有很大影响。他们对当时革命文化运动作出了杰出贡献。

　　1940年5、6月间，浙江金（华）衢（州）特委被破坏，东南局指示邵荃麟、葛琴夫妻立即撤离浙江。当时葛琴已怀孕，北上有困难，决定南下福建永安，同行的还有杜麦青。他们三人分别化装成医生、司药、护士，坐长途汽车一段一段地走，历尽艰辛，于6月间到达了永安。到了永安后，邵荃麟向王西彦提出怎样在永安立脚安身的意见。王西彦与黎烈文商量，由黎烈文向省主席陈仪请示。陈仪知道邵已是半公开的共产党员，不久前又因小说《英雄》闹了风波，但他还是采纳了黎烈文的建议，留下了邵荃麟夫妇，并且约法三章：只能留下邵、葛两人，杜麦青不能留；留下后不能搞政治活动；邵、葛两人在福建范围内是安全的，一出闽境就责任自负。而杜麦青则由黎烈文预支给葛琴拟在改进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生命》的稿费作为路费，前往安徽去找新四军。这种时候，黎烈文能挺身而出，保护一个被通缉的共产党员，体现了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可贵精神。

　　黎烈文聘请邵荃麟为《改进》月刊的编译，让他们夫妇搬到虾蛤去住。不久黎烈文又聘请葛琴担任《现代儿童》主编。这样，邵荃麟夫妇便与王西彦一起紧张地工作和生活，不知疲倦地为开展进步文化活动而顽强战斗。

　　邵荃麟不但帮助王西彦编辑《现代文艺》月刊，而且支持和帮助王西彦编辑《现代文艺丛刊》。这套"丛刊"六册为一辑，第一辑六册是：聂绀驽的《夜戏》（短篇小说）、邵荃麟的《麒麟寨》（剧本）、葛琴的《生命》（中篇小说）、艾芜的《杂草集》（杂文）、唐弢的《劳薪辑》（杂文）。第二辑六册是：黎烈文的《第三帝国的士兵》（长篇翻译）、陈占元的《马来西亚的狂人》（长篇翻译）、陶雄的《伥》（短篇小说）、雨田的《罪》（短篇小说）、蹇先艾的《幸福》（短篇小说）、李雷的《荒凉的山谷》（长诗）。

　　编行《现代文艺丛刊》的目的性也很明确，就是为了繁荣抗战文化运动。正如在"丛刊"编后记中所述："我们编行这个丛刊，没有什么很大的野心，只不过有鉴于战时物质条件的缺乏，交通的阻碍，以及其他诸种原因，出版事业受着极大的影响。因此，我们想用'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微意，在文艺书籍方面，尽一点薄弱的努力。同时，巨大的计划是没有的，只不过就我们能力所及，约到几部稿子，就印几部，暂定六册为一辑，继续印行下去。作者不一定是名家，内容也很杂，创作和翻译都有。我们只希望所出的书不致使文艺界朋友摇头，读者上当，至于什么对文坛有了不起的贡献之类的话，自然是不敢自夸的。"足见当时的文艺战士用心之良苦。

　　邵荃麟在永安工作了半年左右。1940年底，党领导的桂林国际新闻社发来电报，要邵荃麟去参加国新社年会，并电汇路费200元。1941年1月初邵荃麟夫妇便离开永安前往桂林，这实际上是党组织特意安排邵荃麟夫妻撤离福建的，并无所谓"年会"一事。

　　"皖南事变"后不久的1941年4月间，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协定"，其主要内容是："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一协定的签订伤了中国人民的心，既感到意外，也无法接受。而国民党顽固派却抓住了这个机会，掀起了一阵反共浪潮。这时，黎烈文拿来了一份以《改进》编者名义写的《我们的抗议》的文件（署名时间为41年4月15日），要改进出版社所属的六个刊物同时刊登出来。抗议的自然是"苏日中立协定"一事，所持的理由是：

　　"第一，东北四省与外蒙系中国国土的一部分，其主权属于中国，其人民为我们的血肉同胞，今天我们正以全民族的力量，忍受空前未有的艰苦与牺牲，进行神圣的抗战至四年之久，我们的最后目的，便在于打倒侵略，收复国土，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进而维护国际主义，保全世界和平。这次的苏日协定，显然是一种妨害中国领土与主权，蔑视国际公法的野蛮的分赃式的不义行为。

　　"其次，日本是法西斯侵略国，是我们的生死敌人，其一切狂悖举动，自然是不足惊奇，且也不足重视的；但苏联却一向是以反对侵略、同情并援助被压迫民族为职志的国家，是所谓'中国之友'。而现在苏日协定所显示的，却完全一反自己的立场，不但为虎作伥，鼓励侵略，且也是凌辱了公理与正义！

　　"对于苏联在十月革命后的艰苦奋斗，抵御列强干涉，埋头各项建设，发扬文化艺术达到今日辉煌的成功，我们一向表示极大的崇敬与敬仰；尤其是近年来在国际上的仗义执言，以反侵略自任，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与援助，我们更寄予无限的钦佩和热望。而现在，正当我们的抗战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苏联却和我们的敌人签订了这种卖友式的协定，试问苏联一向所宣扬的国际道德在哪里，公理和正义又在哪里！

　　"或许在苏联的立场，这只是一个新的外交策略，含有政治企图的吧？然而，对于正在进行抗战的我们，对于被侵略的我们，对于一切以苏联为友的我们，对于爱护自由与正义的我们，这不能不是一种侮辱，一种背信的行为！当苏德协定成立时，我们相信那是苏联一贯的中立的和平政策的执行，相信苏联决不会蔑视中国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所流的血，而且相信以为苏联将和日本成立类似的苏德协定瓜分波兰的条约是一种不应有的推察--因为，我们相信道德与正义。谁料到今日苏联竟然承认了所谓'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竟然鼓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重要的，苏联今日既可以承认所谓'满洲国'，那么将来岂不可以同样承认南京伪组织吗？这种只顾一时的国际利害自毁立场，而以中国为牺牲的卑污行为，我们只有鄙弃，只有愤怒！"

　　"我们爱国家爱正义胜于自己的生命，因此，对于苏联此举，在此大声喊出我们的抗议！"⑿

　　《我们的抗议》在《现代文艺》三卷一期（1941年4月25日）刊登以后，很快就从桂林方面传来了对这件事情表示不满的声音，甚至影响到一些一向热情寄稿的朋友，这使王西彦感到很苦恼。

　　1941年7月，国民党省政府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处"，加强了在文化出版事业方面的反共措施。《现代文艺》在送审时，常常有一些稿件被扣，在三卷六期（1941年9月25日）的"编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上期预告过的特辑及其他的作品，因原稿送审时，审查处认为有问题的，有青苗和赵君启两先生的小说，高岗先生的诗，李容陵先生的杂文，皆暂被扣留，以致无法与预告相符。请读者及作者原谅。"

　　1941年8月，日机多架空袭永安，改进出版社损失惨重。在《现代文艺》三卷五期（1941年8月25日出版）的"编后记"记载了这件事："当这一期集稿待印的时候，正值敌机对永安肆行狂炸。本月9日及12日两次的大轰炸，这小小山城的全市精华，几乎全部被毁，本社民权路总社也中了一弹，发行及进货两部的房屋差不多倒塌无存。幸而属于发行部的定报股未曾遭殃，定户名签未曾失落，所以定阅诸君仍能按期接到本刊。至于全部稿件，逃警报时系由编者亲自随身携带，虽然每天自晨至晚的疏散，但还是特别提早赶编付印了--敌人的兽性何曾阻挠得了我们工作的进行！"

　　也许是由于上述几点的原因吧，王西彦于编满三卷六期（1941年9月25日）后便辞去了主编的职务。王西彦在回忆到这件事时说："也许读者会发现刊物上留有某些明显地为了应付政治压力的痕迹（指刊登《我们的抗议》一事--引者注），我也不愿推御责任。不无遗憾的是，由于年轻和经验不足，也缺乏战斗的韧性，并没有遭遇重大的挫折，我就轻易地放弃了那个阵地，离开了那个小小山城。前去当时的西南文化中心桂林。接编《现代文艺》的是章靳以同志，这是只要从刊物面目的不无改变上，就不难看出来的。" ⒀ 于是王西彦于1941年10月或11月间离开永安去桂林。

　　王西彦离开永安以后，《现代文艺》由当时在师范专科学校教书的章靳以接编。章靳以本着《现代文艺》一贯的编辑方针，发表了一系列质量高、战斗性强的文章，同样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同样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

　　1942年4月，为了纪念《现代文艺》创刊两周年，举行了一次新作家（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在三篇以上者）的征文竞赛。这次征文共收到应征稿63篇，选出了3篇最佳作品：一、奴化教育下（刘黑枷作）；二、张振华先生（何阳作）；三、夜游魂（缪雨作）。这3篇佳作先后都在《现代文艺》上发表。这对繁荣抗战时期的文艺创作是起了推动作用的。

　　刘黑枷的《奴化教育下》，写的是一个教育、争夺下一代的故事。霍权德是一个小学生，他的父亲被日本鬼子杀死了，可是在奴化教育下，他却带着日本鬼子去抓游击队员。最后，当了游击队员的舅舅把他带上了游击队的根据地老爷岭去。霍权德却无知地说："人家老师说那里是杀人放火的土匪窠呢！"说明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对我国东北少年的严重毒害和险恶用心。把这篇小说评为第一名，体现了评选者的良苦用心和独具慧眼。

　　章靳以本着《现代文艺》一贯的作法，也编了一辑《现代文艺丛刊》。其中有一册是布德的中篇小说《赫哲喀拉族》。因资料缺，笔者尚未查清该辑内容。

　　由于《现代文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国民党顽固派恨不得将它置之死地而后快，因此风波迭起。从下面所引两段文章中可见一斑："五卷一期刊登蒂克的小说《秦淑的悲哀》，描述一个女大学生为了搭乘便车，被司机骗到小旅馆强行奸污的悲剧。对这篇揭露出现在蒋管区公路线上的黑暗现象的小说，国民党反动派借题发挥，驱使御用的汽车司机工会大兴问罪之师。但广大读者却纷纷表达了对小说中女学生的同情和对不法司机的愤慨。类似的丑恶现象在政治腐败，风气败坏的国统区是屡见不鲜的。小说有它的典型意义，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使《现代文艺》多次化险为夷。"⒁

　　"自1942年8月起，最难闯过的则是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处的审查关，每一页稿纸都要盖上刻有'福建省图书杂志审查处查讫之章'字样的印章，然后才能付印。审查人员百般刁难，任意剔除所谓'违碍'文字，致使文章'开天窗'或文字不相连贯，编者却要临时设法填补。这且不说，最令人气愤的，就是拖延审查时间，使刊物不能按时出版。"⒂

　　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中，《现代文艺》于1942年12月底，出版了第六卷第三期之后被迫停刊了。

　　在六卷三期的《现代文艺》上刊登了一则改进出版社的《紧要启事》："本社因适应现实需要，明年出版方针略有改变，为集中印刷力量，增出各种重要书籍起见，《现代文艺》出至六卷三期暂行停刊。同时《改进》自七卷一期起革新内容，增加文艺篇幅。凡《现代文艺》存款预购诸君，或移购《改进》与各种单行书籍，或将余款退还，敬希示知，即当照办不误。"在这一《紧要启事》旁边，刊登了一则占三分之二版面的改进出版社发行《总裁言论集》的广告。《现代文艺》为什么停刊，读者从中也就可以看见究竟了。

　　《现代文艺》在它存在不足三年时间内，刊登了大量内容健康、思想进步的文艺作品。它对东南半壁的广大读者，甚至广大国统区的读者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它坚持斗争，宁折不弯，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这个刊物的作者群中，不少是三十年代已为读者所熟悉的作家，如邵荃麟、葛琴、骆宾基、聂绀驽、王西彦、艾芜、司马文森、谷斯范、许杰、李广田、章靳以的小说；巴金、林淡秋的散文、速写；唐弢的杂感；艾青、彭燕郊、邹荻帆、郭风的诗；黎烈文的名著翻译；冯雪峰、张天翼的文艺理论；万湜思、荒烟的木刻版画都在刊物上陆续发表。刊物出版时，出版社发出征求订户一万份的号召，不久就基本上实现了。这在日寇铁蹄深入，国土大片沦丧的国民党统治区是少见的。

　　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因为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在反对复古、反对大资产阶级文化专制政策、反对日寇汉奸的奴隶文化等方针之下是能够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⒃从当时永安的情况看，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正是贯彻执行中央的这一指示精神，他们确实已经"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⒄

　　《现代文艺》在抗战进步文化运动史上，占有它光辉的一页。

　　（1987年9月初稿，1995年7月修改，2005年8月再次修订）

　　注释：
　　⑴ 黎烈文（1904-1972）：湖南湘潭人，翻译家。1932年12月至1934年5月任《申报o自由谈》主编，后又任《中流》半月刊编辑（《鲁迅选集》第四卷492页注1，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期间，大量发表鲁迅的作品，与鲁迅交谊甚密。1934年后，在鲁迅的支持下，参加"译文社"工作，1936年6月创办文艺月刊《海燕》，9月创办《中流》半月刊。1938年5、6月，接受著名化学家、福建省教育厅长郑贞文（与黎烈文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共事）之邀来到福建永安，以"推重车上峻坡"的精神组建改进出版社。
　　⑵ 王西彦出生于1914年10月，浙江义乌县人，革命作家。1934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曾任北平作家协会候补执委。抗战初期在武汉参加"战地服务团"。1938年、1939年参加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观察日报》的编辑工作和"塘田讲学院"的教学工作。1939年底至1941年9月，在永安主编《现代文艺》月刊。此后，先后在桂林师范学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院校任教授。1952年调任上海《文艺月报》编委。1955年起从事专业创作。五十多年来，曾创作长篇小说《古屋》、《神的失落》、《寻梦者》、《穿越废墟》、《村野的爱情》、《微贱的人》、《春回地暖》、《在漫长的路上》等八部；中短篇小说《夜宿集》、《乡井》、《乡下朋友》、《新的土壤》等十余集；散文《炼狱的圣火》、《忧伤的世界》、《晚望》、《北美之旅》等集；长篇自传性回忆录《乡土o岁月o追寻》；论文集《第一块基石》、《书的生活》、《飞翔和土地》等集。中、短篇小说已选编为《王西彦早期作品选》、《王西彦小说选》、《王西彦中篇小说选》；散文已选编为《王西彦散文选》。除理论外的部分作品，已编出五卷本《王西彦选集》。曾先后出访美国、加拿大和南斯拉夫等国。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上海分会副主席。
　　⑶ 邵荃麟（1906-1971）：文艺理论家、作家，浙江慈溪人，上海复旦大学学生，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即在上海、杭州等地从事党的地下革命活动，担任江苏、浙江等省共青团省委常委、书记等职。1934年参加上海反帝反战大同盟，任宣传部长，并开始从事文艺创作。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浙江、永安、桂林、重庆等地担任党的文化领导工作。1946年后，到香港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并担任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秘书长，党组成员。1953年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不幸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参阅《辞海》三卷本1021页）。
　　⑷、⑺、⑼、⑾、⒀ 王西彦：《野火的联想》（《读书》杂志1983年第5期）。
　　⑸、⑹ 王西彦：《我所认识的黎烈文》（《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⑻ 王西彦：《现代文艺与邵荃麟》（访问记，《永安党史参考资料》第十七期）。
　　⑽ 卢茅居（原名卢懋矩，笔名新茅、石滨、文龙等）（1909-1941）：福州人。1929年考入福建协和大学政治经济系，1932年与王助同为"反帝大同盟"成员，在大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大学毕业后在青年会中学任政治经济和英文教员，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真理。1937年10月为福州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宣传部副部长。1939年底由组织派到永安改进出版社工作，任《现代青年》主编。1940年秋调到闽北福建省委机关，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并兼任崇安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1941年3月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囚于梅列集中营，年底被杀害，时年33岁。
　　⑿ 《改进》第五卷第三期99页，1941年4月永安改进出版社出版。
　　⒀、⒁ 赵家欣：《风雨故人情》198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⒂ 郑庭椿：《怀念黎烈文》《永安党史资料》第六十三期）。
　　⒃、⒄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四卷198、199页，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