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枣事件始末
正当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八年，即将迎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时刻，1945年7月，在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大逮捕事件。一个月中，国民党顽固派特务在永安和福建各地逮捕27人，连同5月初在浙江龙泉被捕的2人，共29人。另外，拘留和软禁各1人。此案被称为"永安大狱"。其中，优秀共产党员、著名记者、杰出的政治军事评论家羊枣（杨潮）遭捕半年后被虐死狱中，故又称为"羊枣事件"。
羊枣烈士是"在敌人的镣铐和铁锁链下自强不息地向前进"⑴的革命者。他给后人留下的就是"在敌人心脏里坚持斗争，不顾个人安危、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⑵。而羊枣事件的发生，则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急于夺取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内战、迫害革命知识分子和摧残进步文化的罪恶阴谋。
一、为时七年的永安进步文化活动
羊枣事件发生之前，福建战时省会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盛极一时，因而永安被称为抗战时期我国东南地区的"文化据点"或"文化城"。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的热血青年同一些身份隐蔽的共产党员，先后汇集到永安，组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文化大军，以笔为武器，采取多种形式进行顽强的战斗。除了1938年创办的《老百姓》报是由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的以外，其余多利用国民党政府官方或半官方创办的文化出版机构和出版物，团结国民党内进步人士、社会民主人士和进步作家，共同开展声势浩大的进步文化活动。
抗战初期，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聘请了郁达夫、黎烈文等著名进步作家到福建工作。黎烈文在永安组建了改进出版社，创办了《改进》、《现代文艺》、《现代儿童》、《现代青年》、《战时民众》、《战时木刻画报》6种期刊。郭沫若等许多名作家都曾为《改进》撰稿，一批出版物深为东南各省广大读者所喜爱，形成了以直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进步文化活动的第一次高潮，并为尔后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941年9月，刘建绪接任省主席。年底聘请进步青年谌震为随从秘书。1942年任命进步人士程星龄为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深知刘建绪与蒋介石的矛盾，力劝刘"今后应当一反以前所作所为，为国家民族积蓄一点力量，爱护青年，爱护革命人士，犯不着再与共产党为敌，为蒋介石效劳"，要刘建绪在福建办点好事，取得地方舆论支持，以求"安定和自保"⑶。在战火不断蔓延，福建有可能和大后方隔绝的情况下，刘建绪也想拉拢进步力量，因而反共态度有所收敛。在永安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则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以及同盟国舆论反对蒋介石反共独裁的有利形势，以1943年5月创办的《建设导报》和同年9月从建瓯迁永安的《民主报》为阵地进行活动。同年10月，创办了由谌震任社长的东南出版社。1944年夏，新闻巨子羊枣、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先后应聘到永安，9月，羊枣创办了《国际时事研究》周刊，次年，王亚南创办了经济科学出版社。这样，从1943年下半年至羊枣事件发生，永安出现了进步文化活动的第二次高潮。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永安共有出版社39家，新闻通讯机构4家，发行机构15家，印刷所19家。先后出版各类报纸12种，期刊129种。除极少数报刊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喉舌，较为反动外，其余绝大部分报刊和书籍都是进步的。以影响较大的改进出版社和东南出版社为例，先后编辑出版了丛刊、丛书和各类书籍达数百种之多。总之，人才荟萃，出版发行事业十分兴旺，形成了形式多样、波浪发展、长达七年、影响深远的永安进步文化活动。
二、羊枣在永安的战斗
羊枣，原名杨潮，湖北省沔阳县人，生于1900年。192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在上海铁路部门谋生。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羊枣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作家。1933年初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下半年经周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担任"左联"宣传部负责人，参加"文艺理论研究委员会"，经常撰写杂文在《申报》副刊《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羊枣坚守在沦陷的上海"孤岛"租界，为报刊撰写社论、专论，分析抗战形势，鼓舞民众斗志。1939年底，羊枣到香港，在金仲华主编的《星岛日报》任军事记者，所写文章开始用"羊枣"署名。至1941年的两年间，在《星岛日报》、《世界知识》、《华商报》共发表近百万字的军事评论及译文。他的评论文章，内容翔实，笔调明快，立论有据，见解独到，判断准确，切中要害，给南方诸省和海外广大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初香港沦陷。羊枣和一批进步作家撤回内地，辗转到达桂林。1943年4月，经国际新闻社介绍，羊枣到湖南衡阳主编《大刚报》，使本来奄奄一息的《大刚报》面目一新，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日销万份。6月，因《大刚报》拒发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充斥反共叫器的电讯，羊枣受到特务袭击和迫害，后被解聘。此后，他作为自由撰稿人仍在各报刊继续发表军事评论。
1944年春，日军进犯湘桂，在衡阳的多数进步文化工作者准备撤退到川、黔、滇一带。羊枣对形势作了精辟分析，认为日军打通湘桂和粤汉两条铁路线之后，将顾此失彼，兵力分散，东南一隅可能出现偏安居面。他建议大家，不必都往西南撤退，可以分散些，对开展工作有利。于是由金仲华出面，通过谌震向刘建绪推荐，聘请羊枣来闽工作。
据当时在《大刚报》编辑部工作的欧阳柏回忆道："杨潮决定撤到福建永安去，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身着蓝布长袍，一如往昔那样从容不迫，长长的脸上微露笑意。他问：'敌人进攻了，你害怕不害怕？'接着他象自己答复自己似的说：'这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敌人终究要完蛋的。坚持下去，胜利总要到来。'说完，他竟出声大笑起来。我当时是多少带点悲戚和惜别的心情的，他这一笑，竟把我的种种忧虑都笑跑了，也不由得笑了起来。"⑷。
1944年6月，羊枣偕夫人沈强到永安后，刘建绪优礼相待，聘为福建省政府参事、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政治研究组组长。《民主报》副社长兼总编辑颜学回（国民党内坚持抗日的进步爱国人士）请他兼任《民主报》主笔，并为该报撰写社论和专论。8月中，羊枣即在该报发表了到永安后的第一篇军事论文《只有牺牲才有胜利》，文章热情地赞扬衡阳军民坚守孤城40余天的英勇牺牲的爱国精神，鞭挞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造成军队全线崩溃、使日军直趋桂滇的误国政策。8月底，又发表了《统一团结--粉碎敌人的攻势》和《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两篇文章，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他在《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一文中呼吁："我们的抗战是全民战争。如果我们要克服一切物质的不利点，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本质的最大有利点彻底发挥与利用；换言之，即我们必须把全民抗战真正实现在全民的基础上，必须使每一个民众动员起来，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和自己本身而战争。"日军攻陷独山后，羊枣又在12月撰写的《环绕世界战场》一文中，提出了调"西北的劲旅"（指驻在西北封锁陕甘宁边区、准备打内战的胡宗南数十万大军）以抗顽敌的主张。《民主报》是国民党人办的民营报纸，新闻和言论有其局限性，但羊枣重视《民主报》这个阵地，善于做统战工作，在该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巧妙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刷新了《民主报》的论坛，在国统区的报刊上独树一帜。
与此同时，羊枣还同省政府编译室主任李由农及赵家欣、谌震、叶康参、董秋芳等商定自己出一种周刊，定名为《国际时事研究》，并通过谌震请刘建绪题写了刊名，由羊枣任主编，李达仁、谢怀丹为编辑。
由于羊枣的周密筹划和辛勤写作，1944年9月1日，《国际时事研究》（16开，每期近3万字）便与读者见面了。协助羊枣编辑的任远（即李达仁，现名李品珍）回忆道："当时，社会科学研究所政治组连羊枣共有5位同志。但要写出与羊枣水平相近的文章来，大家都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不敢贸然把自己不成熟的作品给刊物发表，只帮着羊枣翻译一些短文，做点事务工作，主要的写作任务完全落在羊枣一个人身上，连那些精心绘制的战地形势图，也无不出自羊枣一人手笔。他写作态度十分认真，原稿总是用毛笔写得清清楚楚，笔意刚劲，书写流利，真可以说是一丝不苟。他还亲自去省政府印刷所校对清样。"⑸
《国际时事研究》从1944年9月1日出刊，到1945年6月26日停刊，共出了39期，刊登了羊枣54篇文章，40余万字。虽然当时永安物质条件很差，生活十分清苦，可他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秉灯达旦，日出万言。文章主旨论抗日必胜，德、意、日法西斯必败，分析精辟，文笔犀利，立论正确，令人叹服。程星龄回忆，刘建绪读了羊枣的这些军事论文，也"大为赞赏"。
1944年底，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由南平迁到永安，聘请羊枣为新闻处顾问。当时，该处中文部（英译中）主任是国际新闻社的彭世桢，他经常向羊枣提供由美军飞机空运来的美国新闻处的外文报刊。这对精通英语的羊枣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撰写国际政治军事论文极有参考价值，有些则被译成中文发表。
任远在《羊枣与〈国际时事研究〉》一文中赞汉道："羊枣的军事评论的杰出，表现在他对每一次军事局势的重大发展的前因和各种可能的后果分析得那么透彻，敌对的双方战斗的结果往往恰如他所分析。他不但熟悉战斗双方的历史和地理，甚至对双方指挥人员的战斗性格和其指挥才能的特点都力求作尽可能多的了解，因而更有利于判断双方在战场上角逐的必然结果。"羊枣的军事论文具有令人惊叹的正确预见性。1944年10月10日，美国第三舰队空袭日本琉球诸岛，其后二日，又以空军攻击了日本视为"大东亚共荣圈"枢纽的台湾。羊枣立即撰文指出，战事"有从空战扩大为水面舰队海战的趋势"，被日本视为"国宝"的联合舰队，可能改变它两年来一直采取的避敌战略，被迫与美国海军作侥幸的一拼。羊枣认为，如果这样，那么这次战役"将演进成为决定日本帝国生死的一次会战"⑹。战局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羊枣的预见。10月23日，美国和盟国的海陆军远征军与日本联合舰队展开了有决定意义的大海战--菲律宾争夺战，美国海军获得重大胜利。
羊枣在发表于1945年5月的《从柏林到东京》这篇著名的军事论文中，在详细地、科学地计算了美国和苏联军队东调所需的船只、车辆的数量和时间的基础上，作出了科学预言："如果苏联参战，如果美空军对敌国本部战略轰炸特别有效，如果我军反攻有力，日本在总发动后或甚至以前，都可能投降。"三个月后，他的预言被事实完全证实了。
羊枣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评论家。他对各国政治情况了如指掌，因此能对当时各国所采取的政治策略的历史背景及现实需要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教给人们"从两个社会经济体系的对立"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矛盾"⑺这两个支配历史事件的基本因素去分析欧洲和国际政治，引导读者穿过历史的迷雾，去洞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45年这27年间欧洲错综复杂的历史，去寻求纷繁万端的世界政治军事演变的本质。
《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在羊枣的辛勤培育下，成了当时东南地区最畅销和具有较大影响的进步读物。羊枣不知疲劳，夜以继日，一面广交各界进步人士，热情帮助青年，一面搞译著，写评论，献身进步文化事业，不顾自己安危。他在永安仅13个月，据目前的不完全统计，发表的文章约有90篇之多，计70万字，这是多么巨大的劳动成果啊！
羊枣在《国际时事研究》和其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先后由赵家欣整理成《太平洋战争新局势》和由金仲华编印成《欧洲纵横谈》两书出版，已成为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专著。1984年，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全书收羊枣论文32篇，其中16篇是在永安撰写的。
三、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羊枣的杰出论著，为反对国际法西斯，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切，为广大人民所欢迎，也必然为顽固派所仇恨。
国民党顽固派对羊枣及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进攻，以《中央日报》（福建版）的发难攻击暴露得最为恶毒凶狠。福建版的《中央日报》社就设在永安，社长陈远略及中央通讯社福建分社社长袁振宇都是福建的反共头目。他们为了扼杀永安的进步文化活动，精心策划了对进步文化活动的舆论进攻，从1944年11月开始，在《中央日报》（福建版）上抛出一系列署名文章，从文艺和学术的角度对进步文化发起挑战，逐步转向政治方面。
对于这些恶毒攻击和污蔑，《民主报》副刊《新语》和《东南日报》副刊《笔垒》，均组织了有理有节的回击。1945年3月13日和14日，《中央日报》（福建版）连续发表了两篇反动气焰嚣张的社论，第一篇题为《肃清危害党国的毒菌》，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权与'党派会议'的主张"诬为"趁火打劫"和"满足他们政治集团的政治野心"，叫嚣"无论有形的与无形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实有及早肃清的必要"。第二篇题为《强化本党革命的壁垒》，叫嚷"潜藏在福建境内的反革命及假革命分子"已经"打入上层政治组织，巧言令色，蒙蔽地方首长，进而拉拢下层社会民众"，"利用其潜窃的政治地位，控制各种经济金融机构，培植经济力量"，"深入文化机关团体，盗用公私报纸杂志发布谬论。" 社论叫嚷要以"大刀阔斧的手段彻底对付"，并特别"提醒地方各级领袖，首先肃清包围自己周遭的鬼祟人物，并以擒贼先擒王的方式，把那些混进本党的首要奸伪分子一起赶掉"。磨刀霍霍，宣布要"立即付诸执行。"
1945年7月7日，国民党顽固派又以所谓"闽省文化界"的名义，拼凑了一个130人签名的所谓"通电"。"通电"致重庆国民党参政会、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十八集团军司令部及"全国父老"，叫嚷"决不于政府之外另组一政府"，"决不于国家军队之外另有一种军队，想诉诸武力，以夺取政权"等等，进一步为国民党顽固派的逮捕镇压进步文化工作者作舆论准备。
四、羊枣事件的导火线
设在永安的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又称永安分处）是美国大使馆设在福建的新闻宣传和情报机关。1945年初，美军准备在我沿海登陆作战，急需日军情报。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处长兰德要求谌震介绍一个人前往敌后游击队联系，以美国向游击队提供援助为条件，商谈交换日军情报事宜。谌震便将改进出版社助理编辑周璧介绍给兰德。2月下旬，周璧持美国新闻处的证件，偕未婚妻彭传玺（在省政府图书馆工作），在省行政干部训练团的浙江籍进步青年刘文铣（刘金）⑻ 的陪同下离开永安去浙东。
3月中旬，周璧等3人到达刘文铣的家乡浙江嵊县，通过刘的母校清波中学的老校长裘颂兰和地下党组织，同新四军浙东游击队纵队司令部取得联系。纵队司令何克希（何静）和秘书顾春林在余姚县梁弄镇接见了周璧。周璧向他们口头转达了美国新闻处的意图，并把美国新闻处给周璧的身份证件交给他们。中共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和浙东纵队司令何克希在请示了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后，给周璧作了明确答复，大意是："我们新四军浙东纵队无权与美国新闻处建立联系。美国如想同我们建立联系，须由美国大使馆与延安党中央商谈解决。"⑼
周璧等人在梁弄住了十几天，亲眼看到浙东根据地人民高昂的抗日情绪和安居乐业的生活，与他们长期生活的国统区的黑暗腐败形成了鲜明对照，深受感动，要求留下参加革命，但周璧与彭传玺为浙东纵队婉言拒绝，仅刘文铣被留下来参加游击队。纵队司令部给周璧与彭传玺发了一笔路费，礼送出境。周璧行前在当地韬奋书店买了《整风文献》等进步书籍十几本，又接受了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送的几十份《新浙东报》带回。
5月初，周璧和彭传玺在返闽途中的浙江龙泉受到国民党特务盘查和软禁，后被押到江西铅山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直属联络站监禁审讯。周璧把接受美国新闻处委托的经过和去浙东纵队联系的结果作了交代，并说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
国民党特务对周璧加紧审讯，胁迫他"既没有组织关系，就交代朋友关系吧。"⑽周璧便把在永安认识的朋友说出了20多人。此外，谌震于周璧事件后在永安被捕时也讲了一些朋友的情况。周璧、谌震所谈到的朋友，虽然绝大多数都是国民党特务早就注目的对象，但一经他们口中说出，就成为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逮捕镇压的借口，因而周璧被捕事件就成了永安大逮捕的导火线。国民党顽固派按照《中央日报》（福建版）3月14日社论所勾划的范围，实施了永安大逮捕。
五、永安大逮捕
1945年7月11日，在永安的少将特务俞嘉庸，接到顾祝同密电，命令立即逮捕重要"共党分子"、刘建绪的随从秘书谌震、福建省政府参事杨潮（羊枣）。俞嘉庸召集福建省政府调查室（军统）、国民党福建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中统）的负责人开会，制订行动计划，要逮捕的对象有些是省府要员。原想要两个调查室共同办理此案，因省府调查统计室主任易聘珍（又名易珍）不在永安，就确定由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赖文清负责。
赖文清立即电话通知中统永安区区长蒋海溶到俞嘉庸住处，部署行动。蒋海溶等建议由俞嘉庸亲自出马，向刘建绪出示顾祝同密电，迫使刘建绪出面逮捕羊枣和谌震，并拟定由中统永安区派一队便衣，随带武器，作俞嘉庸的随员，见机行事。另集中一批特务，次晨7时在城北门省特种会报办公处待命，待刘建绪交出两人后，再分别会同警察前往搜查羊枣和谌震的住宅以及东南出版社（永安桥尾）。
7月12日凌晨，俞嘉庸按预定计划赶到吉山的省主席公馆见刘建绪，出示顾祝同密电，要刘建绪以商谈公事为由，通知杨潮、谌震到省政府办公厅开会，刘建绪迫于顾祝同的压力，只好照办。
7月12日早上7时许，省政府来电话，要羊枣马上去开会，羊枣赶到省政府办公厅，见俞嘉庸在座，还有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几名高级职员在耳语；谌震先到一步，正坐在隔壁的一个不是谌震通常应该坐的房间，有人在同他谈话争论。羊枣见情况异常，知道事态不妙，立即打着"走"的主意。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没拿走进门时脱下挂在衣架上的西装，穿着白色的衬衣，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