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至1961年是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永安县委书记是边圻。
　　我存一张1963年拍照的题为《中共永安县委办公室欢送边书记、周瑛同志留影》的相片，这是边书记在调离永安之前，办公室同志怀着深深的惜别之情所拍摄的纪念照。当时我正好在永安县委办公室工作。四十年来我常常欣赏这张照片。在我最早所接触的领导干部中，边书记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
　　我是1960年秋参加工作的。这年9月，我正在永安一中读高三，忽被招干到县委办公室工作。故我常可见到边书记。他每每与我碰面时，总是点头微笑。我是一个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羞于同大人物打交道。偏偏由于工作需要，常常需呈些电报、文件之类给他看，总觉得他很平易近人。有一回我写了一张群众来信模样的文字递给他，反映某大队滥砍乱伐森林的事。不数日，他立即派人严肃查处了，令我心中暗喜。我爱音乐，花十块五毛一买架“清仓品”的小提琴，每每晚饭后在县委大院空坪上练习，可能听到我那十分呆滞而别脚的琴声，边书记悄悄在旁观看，待我反过神来发觉他时，他只看着我笑，并不责备我妨碍首脑机关的安宁。
　　然而，有件事却令我至今深感内疚：那是1961年春，边书记到我的家乡大炼大队调研。这一天，我恰在家，母亲闻讯说要请边书记吃顿午饭。我急忙找边书记约定，他居然看得起我这个小毛毛，应允了。晌午，我领他到家中，在一张两寸多厚并不上油漆的土制餐桌边坐定。他的脊背紧靠在没有粉刷的土墙上。他并不顾及一触即落土的墙壁。此时，母亲经过“充分准备”端上菜来，岂知宴请宾客的竟是一碗木薯果（用木薯块根碓成粉制作）。既没有新鲜蔬菜，更没有鸡鸭鱼肉。然而边书记却高兴地吃起来。但他只吃了两块汤圆般大的木薯果便放下筷子，说“吃饱了”，起身离去。我曾埋怨母亲不善待宾客，让边书记饿了一餐。故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三十八年以后，1998年春，我以一名党史工作者的身份到福州去拜望他。见面后他对我全然没有了印象。经我说明来意后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这时我发现，在他住房客厅正面的墙壁中央，悬挂着一幅他与邓小平亲切握手的大照片。这位老书记同四十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大变化，单是老了些、瘦了些。他仍然神采奕奕，说话铿锵有力。我陈述了采访目的：调查了解永安的历史，同时还应约想为永安政协文史写篇稿子，反映困难时期永安的党政领导是怎样带领永安人民战胜困难的。边书记表态说：情况可以提供，稿子不要写。
　　又过去了五年，2003年5月，我到福州、长乐探望岳母和其他亲人时，也再次拜望了边书记。我说我已退休多年。这回同样表达了要为永安文史资料写稿的愿望。同时进一步表明要探索的问题：在大跃进期间，永安曾作为反右倾的重点县；在1960年经济最困难时，永安饿死人却是最少的；困难过后，永安的经济恢复又比别县快，这是为什么？这回他同意了。现将采访内容录音整理如下：
　　问：边书记，您是什么时候到永安任县委书记的？
　　边：我大约是1958年初由省公安厅副厅长挂职下放的，先到漳平县担任半年时间的县委第一书记，5、6月份到永安任县委第一书记。公安厅副厅长的职务仍然挂着，当时还下了文件。
问：大跃进时期也有干部下放吗？
　　边：我的下放是当时省委有意安排的，让我到基层锻炼锻炼，培养我抓全面工作的能力。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才30多岁。
　　问：您在永安工作了五年，工作很有成效，为什么1963年初又把您调回省公安厅？
　　边：因为当时正在搞战备。省委江一真找我谈，说要加强公安工作。其实我不想走，因为我对永安很有感情。三明地委（这时永安已由龙岩划归三明管辖）书记张维兹也不愿意让我走。但省委决定了，不得不走。
　　问：您调回省公安厅以后再也没有变动了吧？
　　边：不，“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又下放了。那是因为“走资派”问题被下放的。先到龙岩永定，在一个生产队里劳动了两年。后来“解放干部”，又一步一步调出来了。先到古田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参加常委；后到宁德地区任革委会副主任，参加常委；不久，因晋江地区械斗激烈，省委考虑到我是做公安工作的，就叫我到晋江地委任第一副书记，后来任地委书记；又不多久，调我到厦门搞了两年的市委书记。到1980年仍调回省公安厅任厅长。这样转了一大圈，一个地方二三年就调动。1985年5月，从省厅位置卸任，但没有退下工作，在省顾委又搞了6、7年。1993年6月我正式离休。
　　问：这么说来，您这样频频调动，可苦了您的夫人周瑛同志和孩子们了，是吗？
　　边：是的，她一直跟着我转圈子。但我们到哪里都习惯，特别是“文革”中派性严重的地方，人家有这个派那个派，我没有。比如在古田县，当时派性十分严重，我比较好地解决了。
　　问：由此看来，到基层去，您在永安的时间最长。而这一时期正是大跃进到困难时期，也是经济最困难、政策最多变、工作最难做的时期。是这样吗？
　　边：是的。一是经济最困难，二是工作最难做。困难有两方面：一是上头压力太大，二是困难时期老百姓生活确实很苦，我这县委书记夹在中间。但我这人很特别，一碰到困难，我这心里头总憋不住，这干劲也就有了。永安原有的领导班子很好，很团结，工作也很扎实。特别是王佩珍、赵泰然、王天德等同志。我想我是做公安工作的，农村工作、经济工作没有经验，而他们有经验。因此，我很尊重他们，而他们也很尊重我。在我还没有到永安以前，王佩珍就是永安县委书记。我去了以后，他变为副书记。按理说他可以称为第二书记或称书记，但省委把他变为副书记。省委这个处理也不妥。
　　问：听说您是抗战时期延安“抗大”毕业是吗？您的老家在哪？
　　边：我的老家在浙江农村。我出身在农村，对农民很有感情。
　　问：您是哪一年到延安的？
　　边：我是1938年到延安去的，读了四年的“抗大”。当时正在抗战，一般人在“抗大”读6个月就分配到野战部队。而我当时才16、7岁，能干什么呢？我也要求到野战部队，但组织上不让去。这时，党中央把17、8的小青年都集中起来学习3、4年。但在学习期间也分配到野战部队参加实战锻练，叫做“理论联系实际”。到了1942年，我才正式分配到公安总队。
　　问：您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南征北战以后，何时进入福建？
　　边：那是1949年从太行区南下的，当时叫“长江支队”。我们由太行到苏州时，我本人则被抽调到上海带领南下服务团进入福建。
　　问：您到永安时大跃进开始了吗？当时永安的形势怎样？
　　边：大跃进已经开始。1958年5月，中央召开了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各地，也包括永安，掀起了工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大跃进的群众运动。在宣传上，片面强调速度，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在农业方面，提出了“以粮为纲”，提前超纲要的口号（原定12年800斤）。在永安，大跃进刚开始时，措施上还比较实际，如大积肥、串灌改轮灌、单改双、扩大连作面积、搞试验田、推广新式农具等等。在工业方面，提出“以钢为纲”，提前超英国（原定15年），在全国掀起了大练钢铁的群众运动。要求第一书记挂帅，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大上小土群。相比之下，永安有树、有煤、又有铁，条件好，因此任务也重。同时，以炼铁为中心，掀起了全民办工业的高潮，地方工业普遍开花。在永安，省属工厂如水泥厂、机械厂、探矿厂、保修厂等十几个大型厂矿企业一起上。其他方面也全面大跃进，如大办交通、修公路、造车子、大搞水力动力站、办集体畜牧场等等。当时对高指标、大跃进抱怀疑观望态度的人受到上级的批评，说是“观潮派”，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要“拔白旗，插红旗”。
　　1958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群众夜以继日地奋战，情绪高涨，虽有浮夸，但从永安的实际情况看，工业、农业和各条战线确实取得很大成就。
　　问：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永安是否跟上形势？有什么新的举措？
　　边：中央指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采取的方针。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1958年9、10月间，永安在农业社并成大社的基础上，全县办起了10个人民公社。土地合并耕作，劳力统一调配，并办起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公社和乡政府合一，社长兼乡长。并掀起了全民皆兵，以公社为单位，成立民兵团。人民公社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社员的自留地、家畜都归公社所有。这时全国各地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等“左”的倾向严重泛滥。由于实行公社所有制，出现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问：我们知道，在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兴起了一阵虚报产量、竞放“卫星”的浪潮。报纸上公开刊登粮食亩产上万斤的新闻，并声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些对我们永安有哪些影响？
边：在外界的压力和影响下，我们在对待农业的措施上，也逐步发展成瞎指挥。如要求普遍密植、越密越好，以至个别地方的少量“移苗并丘”（二三十亩的稻秧并在一亩）。这时我们永安也有浮夸，但比起其他地方来，我们少得多。我们没有放什么“卫星”，钢铁产量也报得少，因此上级不满意。有一回，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到永安来，我跟县委的几位领导交换意见：我们怎么向叶书记汇报？是讲假话好呢还是讲真话好？结果，我们大家考虑，还是要讲点实话，不要太浮夸。但是一点不浮夸也不行，多少还是浮夸一点。
　　问：显而易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现在历史已经有定论了。但当时确实没有意识到吧？
　　边：其实，在1958年冬，中央就发现了这些问题，认为一是平均主义倾向，否定按劳分配原则；二是过分集中倾向，否定了生产队的所有制。针对这些“左”的倾向，中央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永远归社员所有，生产队（指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化过程中平调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生产队调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算，如数归还（当时叫算旧帐）。接着中央又发指示，农村恢复自留地，允许社员饲养家畜家禽，鼓励社员在房前屋后种杂粮，归社员所有。这些都是为纠正“左”的倾向所采取的措施，深得农民的拥护。根据上述精神，永安采取了一系列纠“左”措施。
　　但是，到1959年7、8月间，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了会议，彭德怀给毛主席一封信。中央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向党进攻。并作出决定，“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
　　问：既然纠“左”在当时那么重要，我们永安是否能仍按原来的纠“左”部署继续贯彻执行？
　　边：那不可能。
　　问：顶不住？
　　边：一是顶不住，二是整个大势是反右。在这场反右倾斗争中，我亦受到了批判，永安县委其他领导及公社干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原来中央纠“左”的措施还没有完全贯彻下去，一反右倾，已执行的被推翻，还要受批判。
　　问：听说您在省委开会时，把您当作右倾的重点对象进行批判是吗？
　　边：在省里开会时，一边反彭德怀，一边寻找右倾的重点对象，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还把我的“右倾思想”、“错误论点”印发给各地。在会上，有半个省的县委书记对我进行批判。但是许多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原先跟我的关系都很好。会前他们对我讲：你不要紧张，你们永安的情况我们心中有数，但我们不能不批判你，我们都要表态。他们知道我们永安的工作比较扎实，浮夸少，特别是对大炼钢铁，虽有浮夸，但没有别县那么多。把我批判了两三天以后，把省委的江一真、魏金水拿出来批判了，目标对着他们了，而我跟他们一比就是小毛毛了，这样就把我放掉了。
　　问：那么在反右倾初期，为什么会把您当作右倾的重点对象呢？
　　边：主要是认为我思想右倾，没有干劲。例如有一回，叶飞到永安时问我：“粮食亩产能不能搞到一万斤？”我说：“不行”。他又问：“能不能搞五千斤？”我说：“五千斤也不行”。他再问：“能不能搞到二千斤？”这时我不好再说“不行”了，我就说：“这要找公社书记们来商量商量。”他不满意地说：“哎呀，那你自己就不能当家了？”过后，他交代我把公社书记组织起来到福州城门公社去看一看，说那里是一万斤的。当时地委副书记胡为新在场，他说：“明天就得组织去参观。叶司令交代了，马上得去，不能拖。”我跟省委秘书长赵登英打电话，联系参观城门万斤稻的事。后我派王天德带队去城门，回来以后说：“什么万斤粮，两千斤都没有”。因此，这是叶飞对我第一个不好的印象。
第二个不好的印象是，对大炼钢铁问题。一次叶到永安，要看看西洋铁厂。当时刘友梅他们在铁厂抓炼铁。我布置说上级有人来检查，但不要特别准备（所有炼铁人员都是劳改犯），按常规生产即可。结果叶一去看，显得冷冷清清。后叶从西洋到大田，路经桃源时，看到桃源那里的炼铁热气腾腾。二十几个炉子嘟嘟嘟地开起来。同时又是欢迎、又是鼓掌，搞得热火朝天。叶很高兴。其实，我前一天到槐南路经桃源时只看见一个炉在生产，怎么一夜之间就有二十几个炉练铁？这天我没有跟去大田而回永安。胡为新从大田返回永安以后对我说：“哎呀，这次叶书记对永安很不满意，说永安没有干劲。”因此后来反右拿我当代表了。当然还不止这些。
　　问：有资料说，1959年反右倾时，在省里召开的会议上，叶书记当作与会人员的面问您西洋的山坡地亩产能收多少斤粮食时，您回答说只有二百多斤是吗？
　　边：不是在开会时问我，是在西洋当地问老百姓。那是叶到永安，在永安到西洋的路上，正遇老百姓收割稻子。叶飞下车到田里去问老百姓：“这稻子能收多少斤？”老百姓答：“亩产只割一两百斤哩。”老百姓哪里知道他就是省委书记？叶说：“怎么会这么一点点？”在他的脑子里亩产是万斤的。老百姓说：“我们一个劳力要种二三十亩地呀。”叶说：“你不要种那么多，只种一亩地就行。”老百姓回答：“这样我们的县委书记、公社书记也不会同意的。”这时我在旁，老百姓也不知道我就是县委书记。叶转而对我说：“那问题就出在你这里罗！”
　　问：这样看来，反右倾以后，实际上仍然要求继续大跃进，那么永安是否也在继续搞大跃进呢？
边：是的，反右倾以后的中心口号是“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要求1960年比1959年更大地跃进。实际上继续大炼钢铁，继续推行高指标，继续平调生产队的财物，大办各种社有企业。我们永安在农业上继续推行“少种高产”，把远田、冷水田砍掉不种，全县抛荒二万余亩。同时搞“移民并村”，把深山沟里二三十户的小自然村并到附近较大的自然村，这些小自然村的土地也抛荒了。永安59年实际总产只有六七千万斤，而我们征购了三千万斤，还反瞒产私分。有的队把社员的口粮也购来了。这些情况县委是知道的，因正在反右倾，顶不住。后来我们积极向上反映，争取多回销，这年实际回销了六百多万斤，再加上一些其他措施，当年没有出大问题。
　　问：1960年经济已经十分困难，如何能掀起大跃进高潮？
　　边：为大办社有经济，1960年2月间，省委在漳州召开有全省地县书记参加的社有经济现场会，参观沼安社办农场，太华公社的“万宝山”，漳浦的大南坂农场，又组织公社书记去南平参观林产化工，并提出各县大搞“五小成群”（小铁厂、小煤窑、小水泥、小电站、小化工）。
　　永安在继续大战煤、铁和农业创高产的同时，更突出的是积极推广新式农具插秧机、收割机。县里花了六七十万元建了一个大型农械厂，请上海工人来造“洋”机床。二是大搞水力动力站，提出一水多用、配套成龙。公社搞，大队搞，机关有条件的也搞，遍地开花（确实解放了一些劳动力，省民主人士及外地十三省有人来参观过）。三是开发“万宝山”，公社开，大队也开。但山开了，果种了，由于没有专人管理，后来基本上都枯死了。四是调社员的猪办公社的“万猪场”。五是大办交通，社社通公路。因浮夸风，购了过头粮，又继续调用劳力搞“大办”，食堂口粮低，副食品少，营养差，水肿病多了，终于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发生了。
　　问：有资料说，在永安农村出现饿死人现象时，您曾严肃教育我们的干部说：“是饿死人责任大呢还是政策放宽一点责任大呢？”是否有此事？
　　边：这一点，我当时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当时的压力太大，而群众又确实很苦、很困难，作为县委书记夹在中间，难啊！后来政策是放宽了，我们争得了主动。在饿死人数目上，永安比其他县少得多，只是贡川、大陶死人多些。当时我到大陶、小陶去调查，很清楚就是饿死的。为什么会饿死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办食堂。农民吃食堂以后，一点余地都没有。他们没有自留地，没有小私有，不准私人开伙，单靠食堂的几两米，长期缺乏营养，怎么不病呢？而当时上面强调“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谁也不能说个“不”字，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政策放宽一点，让老百姓利用边角地多多少少种点东西，让他们在家中烧点吃的，就不大会饿死。在这一方面，我当时动了很多脑筋。
　　问：根据当时县委办公室黄声池主任的统计，永安饿死人的总数是3700多人，据说这是龙岩地区最少的，这个数字准确吗？
　　边：这个数字是准确的。我当时预计，永安顶多饿死三四千人，是龙岩地区最少的，这是肯定的。在武平县，当时估计就饿死二三万人。
　　问：永安的饿死人数同宁化县相比也少得多。宁化的总人口与永安差不多，可是，据说当时宁化俄死一万五千多人。由此可见，永安饿死人少，这是永安的党政领导，特别是您对永安人民所作出的最大贡献。那么，死人少，除了政策放宽之外，还有什么重要原因和经验？
　　边：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我想是因为永安“放开肚皮吃饱饭”的时间很短很短。“肚皮”我们没有什么“放”。你如果真正放开肚皮吃，各级储备粮不就一下子吃光了吗？我们永安有一定的余地，可以应急。再加上我们让老百姓搞点自留地等七七八八加以补充，因此饿死人就少些。1960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因为饿死人，我们心中很难过。在关心群众生活、与群众的关系方面，我们比较注意。
　　这年10月，中央提出整风整社，肃清“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11月、12月间，省委召开地、县委书记会议，用“大放大鸣”的形式，揭发各级领导上的“五风”。龙岩地区的减产、死人，引起了省委的重视，提出整风整社。再次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允许社员有自留地及家庭副业，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调低征购任务等（这年永安实际入库只有1400万斤）。但是认为这“五风”又是在县、社、队各级。因此，一次次地开大会揭县、社领导的问题，县、社领导一次次地检查，最后被扣上各种帽子。并说龙岩地区问题严重，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掌了权”，县、社领导是“死官僚主义”、“烂掉了”等等。这时龙岩地区8个县中有6个县的县委书记被撤职，只保留连城和永安未撤。有的公社书记被捕。
　　问：这么说来，不是把责任推给基层了吗？
　　边：就是这个问题嘛。
　　问：幸好，1961年初，党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的作风。据说当年中央领导邓子恢、张鼎丞到了龙岩地区并到了永安进行调查研究是吗？
　　边：是的。先是党中央从调整关系入手，在1961年3月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60条）。条例深得干部和农民的拥护。后来又不断采取措施，特别对取消公共食堂、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被批判和受处理的干部进行甄别纠正等措施尤为重要。中央强调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工业方面，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缩短战线，保证重点，计划和指标应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降到切实可行，留有余地。党中央这一系列指示，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省地委也多次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动员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同基层干部、群众一道纠正错误，落实政策。
　　这时张鼎丞、邓子恢二位同志先后到龙岩地区搞调查。张老经过深入调查后指出：龙岩地区问题的性质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而主要是“五风”。这“五风”又主要是领导（指叶飞）挑担子精神不够。邓老则亲自给我们讲核算单位下放的问题。讲到经营管理时，说到果树，生产有它的特殊性。例如抓虫要早晚，修枝要有技术，可以包产到户，分户管理，好的给以奖励，这不是单干。这些都是1961年4月下旬在龙岩召开的有地委委员、县委书记、副县长以上人员参加的扩大会议上讲的。
　　问：在这次龙岩会议上，张鼎丞推翻了原来省里所说的“龙岩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的结论，强调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执行上级的错误指示、大刮“五风”的结果。因此，在6月份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对您和永安县委过去的工作给以充分肯定，这是否意味着过去对您的批判是错的？是否给以彻底平反呢？
　　边：在这次省委扩大会议上，过去被撤职的县委书记都参加了会议。我们龙岩地区开小组会时，叶飞亲自到龙岩小组，他也不是专门有意来为我平反，他讲到59年反右倾时“边圻的认识是对的。”这实际上是为我平反。我说：“我有错”。
　　问：有资料说，61年王天德在益口、兴坪一带搞包产到户、自由一季，您曾到那里住了几个晚上，得到您的支持是吗？
　　边：倒不是王天德搞的。益口、兴坪种地瓜责任到人，我去看了，孙时奋也去了，那里实际上是包产到户，但我们没有去纠它。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搞产量大大提高了，是好办法。王天德讲是责任到人，我支持。因为当时在批判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是政治上的错误。我们不敢讲包产到户，讲责任到人，不成问题。后来县委以《六十条》为武器，认真抓落实。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以后，对克服平均主义是大大进了一步。但是一个生产队二三十户，如何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还是一个问题。我带着这个问题进行调查，提出一些试行意见。例如：在地瓜生产上，飞桥大队在四统一（土地、计划、收种、分配）的基础上管到组，奖励到人，地瓜大大增产了，我支持他们的做法。在蔬菜生产上，我认为它技术性强，操作细，我采取地瓜“四统一”的办法，在东郊大队试行。后邓子恢路过永安时，我向他请示过这个问题，邓说“可以试一试”。并指出：城市蔬菜可以包产到户，责任到人，超产奖励或提成，这样搞不是单干。这比我们试行的又进了一步。在田间管理上，我在大炼大队调查时指出：在“四统一”的基础上，可以按季包到组。认为这样可以不要天天派工，适应群众的觉悟和基层干部的管理水平。在口粮分配上，我在兴坪大队调查时，为克服平均主义，调动社员出工积极性，我同意他们提出的30%的口粮按工分来分配。但在核算单位下放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到1962年，全县1500多个生产小队中，有400多个包产到户。但形式多样，有的按户包，有的按劳力包，有的口粮包到户而征购粮集体种等等。
　　问：由此可见，尽管在不断地批判包产到户，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在永安的不少地方实行，这本应该说是件好事，对发展生产很有好处，使当时永安的形势恢复很快，农民也皆大欢喜。但是，后来永安为什么又积极去纠正它呢？
　　边：那是在1962年冬传达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事了。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批判“单干风”、“翻案风”，批判了邓子恢支持包产到户，并提出阶级斗争问题。省里也开了一个多月的会讨论这些问题，把包产到户提到“阶级”和“道路”问题的高度。因此，我们不得不纠正包产到户。
　　问：在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以前，即在1962年1月，中央召开了有全国的县委书记都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听说您在会上有个发言，是否介绍了前些年永安的好的经验？
　　边：情况是这样的：三年的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经过1961年的调整，形势开始有了好转，但困难还很大。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造成困难的原因。会议充分发扬民主，有话都敢说。福建代表团开了三天大会，周总理参加。代表们向省委叶飞在工作中和作风上的问题提出批评。
　　问：据史料记载，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都作了自我批评，说“第一个负责的应该是我”。并要与会者提意见。毛主席还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这时您是否提过意见和建议？
　　边：在七千人大会的预备会上，叶飞陪着周总理来看望我们。叶飞要我向他提意见。他对我说：“我过去批判过你，你讲一讲吧。”我说我有错。后来开大会正式提意见，我本来不想说，因为这时叶飞也是困难时期，虽然他批判过我，这时我怕讲了不好。但是许多地县委书记对我说：你一定要讲，不讲就是没有把话说完。后来我准备了一个发言稿。我说县委书记不好当啊……〔此时正好有人来向边请示汇报工作，谈话就此终止――采访者〕
　　通过采访，我了解到这位现已82高龄的离休老人，至今仍然担任福建省见义勇为基金会会长和福建省公安厅咨询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至今仍然勤奋地工作，无私地奉献。他对待人民的事业真可谓鞠躬尽瘁。我不禁对他更加怀有深深的敬意。
　
〔本文最初摘要发表于《永安文史资料》第22辑，现全文提供给《永安之窗》网友们交流。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