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28日永安解放了。永安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然而,潜藏下来的敌对分子并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他们结成土匪武装,作垂死挣扎。当时“永安的土匪活动由分散到集中,由经济土匪、流氓花会分子转为国民党特务、恶霸地主掌握的政治土匪,并用欺骗、威胁、拉拢手段扩大其反动组织” ;更有国民党派遣匪特潜入内地,收编残敌,结成股匪。据不完全统计,永安全县各地有土匪武装20余股,匪众2000余人。这些匪特分子对新生政权和人民群众进行疯狂反扑。因而剿匪斗争遂成为解放初期一项重要历史任务。
为了土地的安宁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军事打击之下,国民党蒋介石的正规军多数被歼,少数也望风而逃。1949年8月17日福建省会福州解放。10月17日,福建前沿重地厦门解放。至年底,福建全境基本解放,唯有闽中腹地永安地区则因主力部队主要集中在福建沿海准备解放金门而推迟进军解放。直到1950年1月下旬,上级才派出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侦察连和二六一团主力解放永安、三元和接管永安地区部分县。这给潜伏下来的匪特分子和当地反动势力以活动的空间和时间。
早在人民解放军入闽前后,“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特务头子毛森曾在厦门召开过‘应变’会议,有计划地布置了一批国民党‘内调局’、‘保密局’的特务潜伏下来”, 作为反动骨干。永安解放前夕,永安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各派系头目即进行了“应变”部署。永安解放以后,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爆发之后,反革命和特务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破坏活动就更加猖獗起来。
永安是闽西北的重镇,为国民党福建省第六行政专员公署所在地,抗战时期曾为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机关所在地,反动统治较有基础;由于解放时间比周围地区较迟,因而又有不少反动残余分子流窜到永安。
永安位于福建中部偏西,境内森林茂密,沟壑纵横,村落分散,交通不便。这种复杂地形极利于土匪隐蔽。永安解放以后,这些反动残余分子或蛰居乡村,造谣破坏;或潜藏城镇,窥视动向;或暗中行刺,聚股行盗。这时的广大人民群众,在饱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剥削和兵燹军祸之后,迫切要求社会安定,城乡贸易畅通,经济恢复正常,以重整家业。然而,土匪武装的扰乱使人民的要求无法实现。因此,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特务土匪便是当时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而肃清土匪,安定民生,则成为各阶层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
1950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及时地正确地对福建、浙江两省的剿匪工作发出了重要指示。他指出:“闽浙两省剿匪工作极为重要,特别是福建匪患必须使用四五个主力师用全力穷追猛打、限期肃清,该省剿匪成绩较他省为差,必须检讨原因。我提议从现在起,和广泛开展土地改革工作相配合(福建必须迅速实行土改),限六个月内剿灭一切成股土匪,责成叶飞鼎丞[注] 全力以赴,做出成绩。只要福建的土匪消灭,土改完成,即令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①仅隔五天,毛主席于1950年11月22日对福建省委关于剿匪和土改的工作报告又作出了重要批示,指出:“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没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我党我军方能取得主动,否则有陷入被动的危险。”②接到毛主席的指令后,福建省委进一步调整剿匪方针,采取剿匪与土改、镇压反革命相结合,三管齐下。在清剿策略方面,实行驻剿与游剿相结合、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根据省委、地委的指示和具体部署,根据匪情匪患和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一场轰轰烈烈的剿匪反霸的人民战争在闽西山区永安迅速开展起来。
匪情匪患
永安境内的土匪武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永安时的军事打击之下,虽已成为惊弓之鸟,分散隐蔽,但经过一段时间串连之后,很快结集成股。到1950年五六月份,主要匪首王仁锋、詹国鼎、张养晦、张平宽、郑日升、吴永福、罗干伍等开始纠合匪众。至六七月份土匪有准备地攻打区、乡公所8次,杀害干部、战士14名,抢去枪支66支,严重威胁到我新生政权和群众的安全。这时的主要股匪是:
1、王仁锋股匪:
王仁锋,永安青水龙吴村人,曾任国民党福建省第六行政区永安保安大队上校大队长,拥有匪众二三百人,长短枪200余支。1949年7月26日,王仁锋曾勾结大田匪首高飞龙 ③、唐步云 ④、肖占春 ⑤和永安的詹国鼎率匪众攻打已经解放了的大田县城,蹂躏大田一个多月后退往永安,于1950年5月间在永安青水组织了“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燕江纵队”的反动武装,由王仁锋任司令,高飞龙为副司令。该纵队后来受国民党“毛森系”特务头子康明深在漳平新桥组建的“福建省反共统一行动委员会”的指挥。康明深是永春县坑子口村人。他于1951年1月11日在漳平的新桥村召开8个县的匪首会议,组织了“福建省反共统一行动委员会”, 康明深任主席,王仁锋、詹国鼎、俞水潮、林青龙 、苏玉英 等为委员。他们以这一反共组织统辖各县土匪武装。以王仁锋为“司令”的“燕江纵队”则横行于永安东南部的上坪、青水、槐南、西洋等地。
2、陈邦文、陈仙忠股匪:
陈邦文,永安上坪村人,曾任国民党福建省第六行政区永安保安大队上校副队长等职,总揽兵权。1950年1月28日永安解放的当天曾率部抵抗,经我军反击,溃逃上坪。不久虽带少数人员下山参加我军组织的旧职人员集训班 ,但好枪不交,仍留在上坪由其部属陈仙忠(中队长)、陈祥培(排长)等掌握,继续为匪,有匪众数十人,并与王仁锋匪部相策应,流窜于上坪、炉丘一带。
3、詹国鼎股匪:
詹国鼎,永安西洋内炉村人,曾任国民党大田县县长。1949年冬至1950年1月,在我七分区地下工作人员的策反之下,曾于1月下旬率部起义,配合解放永安县城。但在永安旧职人员集训学习期间,于1950年3月29日潜逃。詹逃回西洋后,纠集西洋各保保长召开反革命会议,组织成立了“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第七总队”的土匪武装,詹任“司令”,有匪众100余人,长短枪数十支,流窜于西洋和漳平、大田边界地区。
4、吴永福股匪:
吴永福,永安洪田湍石村人,曾任国民党永安县党部代理书记长,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燕江纵队”政工室主任。他搜罗洪田地区一些地痞、恶霸、大刀会徒组成土匪武装,并欺骗、威胁当地群众上山为匪,有匪众100余人,长短枪数十支,龟缩湍石、上石一带。
5、罗干伍股匪:
罗干伍,永安洪田美坂村人,曾任国民党洪大乡乡长、联保主任、大刀会长等职,纠集该地反动分子和组织大刀会徒为匪,有匪众100余人。
6、张养晦、张平宽股匪:
张养晦,永安大湖岭后村人,曾任岭后乡联保主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县参议员等职。他与该地区张平宽和安砂郑日升相勾结,并联合三元岩前惯匪铜菩萨(即余大坤)结为股匪,有匪众100余人,盘踞大湖岭后、桦山一带和与明溪、清流、三元交界地区。
7、郑日升股匪:
郑日升,永安安砂石碧村人,当地地痞。他纠集安砂和清流、明溪交界地区的反动势力组织土匪武装,有匪众100余人,郑任“反共救国军闽北游击区”司令,盘踞安砂、胡坊、砂芜一带。
此外,尚有槐西的罗景光,大湖的张顺如,曹远的谢傅君、魏义松,桂溪的赖兆斌,苦竹、小磉的廖琦、黄如太,大炼的林淑庆等十余股小股土匪。他们既互相策应,又相对独立。
在宁洋县境还有较大股的俞水潮、曹孝斯等股匪,其部属有小陶的俞德春、麟厚的刘学元等股匪,常袭击小陶、洪田、洪大等地。
自从1950年4月台湾派遣的特务武装潜入闽西后,其魔爪也伸向永安地区。1950年3月,蒋介石派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参谋部主任李森,化名唐宗 ①,率80多名特务武装(其中少将3名),从台湾渡海到金门,后到东山岛,再由东山分别到诏安宫口、广东南澳偷渡登陆。4月中旬,窜入闽西长汀、上杭、武平等地,四处收编反共力量。两个月内,就把连城、上杭、长汀、武平、宁化、清流等十几个县的土匪搜罗在一起,组建14个自由军纵队,在连城清风山建立据点,正式成立匪“中国人民自由军闽粤赣区总司令部”,唐宗为总司令②。反共自由军纵队中,连城为第一纵队,司令罗柏盛;宁化为三十三纵队,司令赖纲;清流为三十六纵队,司令江雄生 ③。唐宗的潜入,使整个闽西乃至闽北、闽南一些地方的土匪猖狂起来。永安地区的宁洋、宁化、清流、明溪、永安的一些土匪直接间接地受唐宗的唆使和指挥,因而显得特别猖獗。
自从1950年初特务土匪3次派出杀手企图行刺我永安专署专员未能得逞以后,土匪主要在乡村行凶。现将永安土匪对我人民的进犯例举如下:
1950年5月,土匪在大湖李坊村棕榴凹袭击杀害从明溪到永安领取供给的彭生香、周德荣二人,并抢劫了物资。
6月6日,土匪袭击曹岩村,杀害四区宣传委员阮文森。
6月12日,土匪袭击青水乡,杀害由县委派任的乡农会主任钟庆楠和农会代表钟照隆等3人。
6月13日,土匪在青水五里坪伏击杀害县委派任的龙青乡乡长孙敬才和县大队排长刘兴云等3人,同日,袭击我县大队的一个班。
6月14日,土匪在上坪西溪岭伏击杀害我二区区中队文书罗冠兴,晚上土匪在青水炉丘打掉了二区区中队,杀害了区中队副队长杨健等2人。
6月15日,土匪杀害了槐西乡农会主任黄兴初。
6月21日,土匪围攻西洋区公所。
6月24日,土匪攻打五区上坂、美坂工作组,杀害刘志富、秦镜元等3人;同月,攻打桐林乡公所和马洪工作队,杀害县人民代表廖洪金等人。
6月27日,土匪袭击明溪县大队于永安大湖何公亭地段,杀害战士2人,夺走机枪一挺。
6月28日,土匪伏击洪田区中队于苦竹岭,杀害战士孔庆楼,夺走机枪一挺。
7月28日,土匪袭击梦溪乡公所。
8月9日,土匪袭击大炼村,杀害农会主任陈福春。
9月11日,土匪围攻宁洋二区(小陶)区公所,杀害宁洋县委组织部长黄嘉琪和青年干事蒋杏富。
在这期间,土匪还在20多个村庄杀害了干部、战士、群众积极分子等数十人(部分牺牲人员名单见附录)。由此可见匪害之烈。
军事进剿
永安解放以后不久,永安地委、军分区和永安县委对剿匪工作十分重视,永安军分区所指挥的主力部队二六一团部分兵力,在剿匪战斗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1950年下半年,全省剿匪斗争出现了新的情况。各地土匪一方面改变了活动方式,负隅顽抗,大部分股匪化整为零、分散流窜,潜伏隐蔽;另一方面,胁迫一些人参加土匪扩充队伍,扩大活动空间。剿匪斗争面临严峻形势。永安地区由于“我强大兵力展开剿匪后,土匪发生了新的变化,即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捣乱,乘我县区乡工作人员不注意时和力量单薄时,进行突然袭击;在我群众基础薄弱地方和征粮支前任务繁重时,亦有暴动发生;一部分特务土匪则此剿彼窜,并寻机打我弱点;有一部分匪特则潜入城市,作情报联络工作。在这种匪情变化之下,我们的剿匪就更加困难和艰苦”。 ①加之我地方武装民兵未普遍建立,兵力有限,更由于土匪对我斗争日趋狡猾,他们采取避实击虚的办法,使我们的部队显然不足以应付,失去良机。同时,土匪派员打入我内部,刺探情报,窃取枪支,而我内部存在单纯军事观点和政策上的“宽大无边”,使我处于被动地位。还由于群众没有充分发动,因而剿匪成果不大。永安地委和永安县委及时纠正了存在问题,要求各地开展群众性的剿匪运动。
1950年7月,永安县委总结了前阶段剿匪工作经验教训后,作出了新部署,着力于提高群众的觉悟,主动配合部队,在采取军事攻击的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并在群众中组织民兵进行武装自卫。特别是7月县农代会开过之后,农民觉悟不断提高,各区剿匪斗争中,均能主动配合出击。
从部队和各区乡党政军民以剿匪作为中心任务以后,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因而自新土匪很多,全县局势趋向稳定。永安县委还结合建立与整顿各种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整党整干运动。这时全县土匪约有15股,经常出没活动的主要有7股,包括一部分大刀会。全县118个保 ②中,我们控制了62个保;土匪控制21个保(主要在二、五区);另外35个保处于游离状态。这时县委所采取的措施:一是在8月间的县委扩大会议上,总结剿匪工作经验,讨论剿匪办法。在9月间的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广泛的动员。二是开办自新人员训练班,巩固政治攻势所取得的成果,使他们安心生产,防止再次被骗为匪。三是开办民兵训练班,壮大民兵自卫队,重点培植武装民兵。对剿匪主动出击最积极的保发给枪支,以加强民兵的武器装备,提高武装民兵队伍的战斗力。
1950年8月至10月的三个月中,县委领导各区、乡大力宣传剿匪决心,采取强化措施,积极进剿,主动出击。如三区出击6次,四区5次,五区8次,吉山3次,上桂2次。每次出击包围土匪潜伏的村庄时,立即召开村民大会,大造全民剿匪声势。如在五区,部队一到,即组织发动群众开会。之后,干部战士又挨家挨户深入进行宣传,讲明我们剿匪的决心和各项政策。二区还发动群众性的“劝归”运动。剿匪中做到标语上山,进行攻心战,以争取一部分胁从者弃暗投明。凡能瓦解土匪的各种办法,都抓紧进行。如分别召开各阶层代表会议,村民小型座谈会,自新土匪座谈会,匪属座谈会等等。由于实施了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迫使土匪陷入人民的天罗地网之中。
民兵自卫团是剿匪的有效组织形式,他们对当地的地势人情熟悉,是剿匪必须依靠的力量。所以,各区对民兵自卫团的组织发展极为重视。农会积极分子都带头参加民兵自卫团,使群众参加剿匪的情绪也高涨起来。
区乡干部在剿匪中,表现很突出。不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们都不退缩,不动摇,没有一个叫苦发牢骚,总是走在剿匪工作前头。有的干部虽身发疟疾,一听说要出击剿匪,便扛起枪说:“我的病好了。”所有参加剿匪的同志,大都是在夜里行动,一出击就得到几十里外追击匪徒。在区里留守的同志,白天工作,晚上站岗放哨,也个个情绪高昂。
实践证明,剿匪斗争并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且是与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战斗。只有群众发动起来了,军事进剿才有了依托。加之这时部队经过思想教育,克服了急躁情绪和单纯军事观点,严明了纪律,因而剿匪信心增强。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夜以继日地搜剿、围剿、游剿、驻剿、追剿、奔袭,至1950年11月,击溃了十多股土匪,消灭匪众650余人。
镇压反革命
镇压反革命与剿灭土匪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早在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开展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压反革命的重点是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但在运动初期也曾出现镇压不够有力和过于宽大的偏向。有的土匪被捕宽大放回后又上山为匪。一些恶霸、地主、特务仍明目张胆地造谣破坏,威胁群众,派粮派款,打家劫舍,破坏交通,投毒暗杀,有的人说什么“国民党有法无能,共产党有能无法”。由于过于宽大,人民群众很不满意。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中右倾偏向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坚决镇压反革命。1950年11月,省委和永安地委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强调了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永安县委于1950年12月开始传达学习上级指示和总结1950年的剿匪和镇反工作经验教训,至1951年1月全面部署了土地改革和进一步镇压反革命的任务。1951年1至4月间,全县统一行动,分两批“逮捕了反革命分子783名” ,并对首恶分子给以严厉镇压。尤其是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押送到所在的乡、村进行公审,让受害群众充分揭露和控诉之后就地枪决,震动巨大。在县城,亦召开数千人大会,公审处决陈邦文等要犯,从而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和不安情绪,掀起了全民清剿残匪的高潮。至1952年,共计“逮捕1214名,其中匪犯683名,恶霸265名,反动党、团、会道门骨干分子99名,其他反革命分子167名” 。基本上做到对反革命分子“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要求。通过镇压反革命,有力地配合了清剿散匪、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活动。
全民剿匪
1951年1月至7月,掀起了全民清剿土匪运动的高潮。全县土改与清剿土匪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951年1月。土改队下乡时,剿匪工作和土改计划同时部署下去。结合土改、反霸、诉苦、镇反、肃特等工作,形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在军事上,进行严密部署,所有武装力量全部出击,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日夜奋战。从1月中旬到2月中旬,部队、干部、民兵配合行动,造成了声势浩大的威慑力量。这时各股散匪发生动摇,有的投降或被俘,缴获枪支较多,而主要匪首则带领少数顽匪躲入深山潜匿,较难捕捉。
第二阶段,始于2月下旬。县委按照上级指示,全县成立四个剿匪联防区指挥部,即与邻县联合成立永安、三元、明溪交界处联防剿匪区指挥部;永安、大田、三元交界处联防剿匪区指挥部;永安、宁洋交界处联防剿匪区指挥部和西洋中心剿匪区指挥部。各指挥部均有专人负责,限期完成任务,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和指挥。策略上、战术上实行军事进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封锁县与县、区与区、乡与乡之间的空隙地带,村村驻兵,户户动员;分散封锁,集中搜剿;搜捕一切通匪、窝匪、济匪分子,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断绝土匪一切供给。这时,部队、地方干部、民兵乃至广大人民群众,不分昼夜,不避风雨,长途奔袭,挨山搜索。如三区、四区和五区集中了大批民兵随部队追击土匪两个多月,真正做到了全线出击,彼此支援,互相呼应,齐头并进。在强大攻势下,匪首和顽固的匪徒已走投无路。
第三阶段,自3月至4月,进入群众性的剿匪高潮。3月初,县里召开了民兵代表会,3月底又召开了青年农民代表会。两次会议后,群众性的剿匪高潮便更深入、更广泛。如六区搜剿詹国鼎中,民兵单独出击99次,参加民兵9000人;随时抽调出击的有78次,每次都有三四百人参加;民兵代表会后1000人以上搜山活动就有3次;青年农民代表会后,有一次搜山就有1400人参加。又如,五区的陶洋、桐林两乡民兵自动出剿3次,参加的群众600余人;上坂、洪陶民兵自己带米出击搜山6天;马洪、小磉两乡民兵自动搜山3次,参加群众350余人。同时,群众提出了许多响亮的口号,表示剿匪的决心。如陶洋民兵提出“不活捉罗干伍决不收兵”;西洋民兵提出“不抓到詹国鼎不回来”等等。可见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加之剿匪部队、县大队、区中队、区乡干部的艰苦奋战,白天搜山,夜间设伏,迫使流窜的土匪上天无门,入地无路。因而这一阶段剿匪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吴永福、罗干伍、张养晦、魏义松和宁洋的俞水潮、曹孝斯等匪首被活捉;郑日升、吴福余等匪首向明溪县大队投降;詹国鼎、赖兆斌、廖琦、黄如太等匪首被击毙。
在这1月至4月的剿匪运动中,计消灭土匪395名,其中消灭中队长以上匪首44名,分队长以上76名;计击毙土匪17名,瓦解186名,被俘192名;缴获机枪3挺,长枪291支,子弹5154发,短枪42支,短枪子弹216发;破获地下反共救国军组织6起。
彻底胜利
1951年4月份以后,三、四 、五、六区的土匪已基本肃清,尚存三区3名,四区3名,五区2名,六区1名。而二区的龙青、槐西、上桂乡则尚存匪首和顽匪王仁锋、罗景光、陈仙忠等13名。
二区是王仁锋的巢穴,地域辽阔,交通闭塞,村落分散,剿匪兵力不足。虽然经过1950年下半的军事进剿和1951年1至4月的全民清剿,但因王仁锋有长期的反动统治基础,并派了亲信、爪牙混入我基层组织,窃据了某些行政部门,群众则惧怕土匪报复不愿过早揭发,因而在较长一段时间之内未能剿灭。
1951年4月下旬,永安地委、军分区和永安县委对剿灭以王仁锋为首的顽匪作了重新部署,在其他各区土匪已基本肃清的情况下,调集兵力,全力以赴,重点清剿。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广泛发动群众,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整顿乡村政权,清除不纯分子;实行军事管制、粮食管制,建立健全情报、谍报网等等。经过两三个月的军民艰苦奋战,王仁锋的十几名骨干分子相继落网。王仁锋已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终于在1951年7月12日被击毙。
至此,全县土匪基本肃清,“计歼土匪1015名,俘中队长以上匪首48名,缴获机枪3挺,长短枪787支,子弹8562发” 。剩下几个散匪,也在土改中相继被消灭。到1951年11月,全县土匪除 “二陈一谢” 之外,全部消灭,共消灭土匪24股,2000余人。
为时一年多的剿匪斗争,终于取得了彻底胜利,使社会秩序获得空前未有的安定,土地改革顺利完成,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衷心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人民民主专政得到空前巩固,呈现出了热气腾腾的政治局面。
剿匪斗争得以取得全面胜利,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有力支持,也应当归功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参与。1951年2月、4月,毛泽东两次来电嘉励:“剿匪成绩甚大,极慰!”“成绩甚大,极为欣慰!”当时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1951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而作的《福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胜利》一文中指出:“两年来的经验证明:哪一种工作发动了群众积极奋斗的,哪种工作成绩就大;哪一个党委关心群众利益和解决群众当前最迫切的要求,相信群众力量,注意群众工作的,则该党委成绩就大。我们消灭全省股匪和镇压反革命的伟大胜利,就是由于我们党掌握了为民除害,结合着充分发动群众起来积极参加剿匪的结果,充分发动群众起来积极参加镇压反革命的结果。群众性的剿匪与群众性的镇压反革命,是全省最普遍最显著的群众路线的例子,也是为全体党员干部印象最深刻的经验。”
在剿匪斗争中,不少优秀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解放军战士和农会积极分子惨遭土匪杀害。他们为永安人民的彻底翻身解放,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而忘我的献身精神,永远为永安人民所怀念。
1998年05月初稿
2006年12月二稿
附:
永安剿匪斗争中牺牲的部分人员英名录
剿匪斗争中永安全县共牺牲70余人,下列部分
牺牲人员绝大多数是被土匪暗杀或遭伏击、偷袭所杀。
1、刘志富,江苏人,解放军战士,1950年5月10日在美坂村牺牲。
2、秦镜元,江苏人,五区驻上坂工作队队员,1950年5月10日在上坂村牺牲。
3、崔焕章:山东人,小陶区粮管所干部,1950年5月在美坂村牺牲。
4、冯锦桂:宁洋小陶人,宁洋县区中队战士,1950年5月在美坂村牺牲。
5、廖洪金:永安洪田人,永安县人民代表,1950年5月在马洪村牺牲。
6、蓝昌裕:永安青水人,国民党开明人士,1950年5月在沧海村牺牲。
7、巫福兰:永安青水人,农民积极分子,1950年5月在东坂村牺牲。
8、周德荣:江苏如皋人,团明溪县工委组织部长,1950年5月在李坊村牺牲。
9、彭生香:明溪县人,明溪县工会干部,1950年5月在李坊村牺牲。
10、阮文森:山东高青人,永安四区宣传委员,1950年6月6日在曹岩村牺牲。
11、阙广生:广东梅县人,曹远溪源村农会主任,1950年6月7日在溪源村牺牲。
12、钟庆楠:永安青水人,龙青乡农会主任,1950年6月12日在青水村牺牲。
13、钟照隆:永安青水人,龙青乡农会代表,1950年6月13日在青水村牺牲。
14、刘兴云:江苏人,永安县大队排长,1950年6月13日在青水五里坑牺牲。
15、孙敬才:江苏人,龙青乡乡长,1950年6月13日在青水五里坑牺牲。
16、赖其芬:永安大湖人,永安县大队战士,1950年6月13日在青水村牺牲。
17、杨 健:江苏泰兴人,二区区中队副队长,1950年6月14日在炉丘村牺牲。
18、罗冠兴:永安槐南人,二区区中队文书,1950年6月14日在上坪西溪岭牺牲。
19、黄兴初:永安槐南人,槐南乡农会主任,1950年6月15日在槐南村牺牲。
20、巫福龙:大田桃源人,永安二区区中队战士,1950年6月25日在青水村牺牲。
21、孔庆楼:江苏人,解放军剿匪部队战士,1950年6月28日在东坑村牺牲。
22、李吉福:永安大湖人,永安二区文教干事,1950年6月在青水村牺牲。
23、李如佬:永安上坪人,洪田湍石村农会主任,1950年6月在湍石村牺牲。
24:江其炜:永安洪田人,国民党开明人士,1950年6月在湍石村牺牲。
25、王召林:南下干部,梦溪乡农会主任,1950年6月在左拔村牺牲。
26、常用法:江苏人,梦溪乡农会指导员,1950年6月在左拔村牺牲。
27、沈盛永:永安吉山人,石林村农会组长,1950年6月在大炼村牺牲。
28、林勤暖:永安吉山人,石林村农会代表,1950年6月在大炼村牺牲。
29、魏礼兴:永安曹远人,四区区中队战士,1950年8月3日在丰海村牺牲。
30、陈福春:永安洪田人,大炼村农会主任,1950年8月9日在大炼村牺牲。
31、罗方戟:永安槐南人,永安二区区中队战士,1950年8月在南山村牺牲。
32、黄嘉琪:江苏启东人,宁洋县委组织部部长,1950年9月11日在小陶区公所牺牲。
33、蒋杏富:浙江嘉兴人,团宁洋县委干事,1950年9月11日在小陶区公所牺牲。
34、丁先君:永安桂溪人,桂溪村开明人士,1950年9月在桂溪村牺牲。
35、张家和:永安大湖人,李坊村农会主任,1950年9月在李坊村牺牲。
36、刘占云:长汀南阳人,中共地下党人,1950年10月在银坑村牺牲。
37、陈唐注:永安上坪人,永安独立营战士,1951年6月在山头村牺牲。
38、罗旌活:永安槐南人,二区区中队战士,1951年6月在大垅村牺牲。
39、邱有水:清流林畲人,安砂石碧村村长,1951年8月在培竹村牺牲。
40、罗家梓:永安槐南人,解放军剿匪部队战士,1951年在槐南剿匪战斗中牺牲。
《永安剿匪纪实》一文的注释
①唐宗,原名李森,四川成都人,历任国民党二十八军十师排长、连长、旅长、少将师长等职。1949年3月逃亡台湾后任国防部第三厅参谋处主任,参加特务头子方先觉举办的培训班受训,后由蒋介石召见,并委派其率领上尉以上军官80多名特务潜回大陆(其中少将3名,分别化名唐宗、王潜、吴佑),于1950年1月由台湾渡海到金门,后到东山岛,由东山岛的国民党军队分别送到诏安宫口和广东南澳偷渡登陆。唐宗在诏安登陆以后,很快组建了14个自由军纵队等反革命武装,便被蒋介石授予中将军衔。唐宗貌似文雅书生,实则为人奸诈,诡计多端,但终究逃脱不了人民的法网。1950年12月4日在连城被我人民解放军八十五师二五三团活捉,1951年4月30日在福州枪决,年37岁。
②见福州军区保卫部保存资料:唐宗审讯记录、交代材料;《连城党史资料》第六期。
③江雄生,又名江瑞强,清流县堡里乡江坊村人,1916年生,曾任国民党清流县自卫总团副团长,有匪众200余人。1949年秋曾窜扰安砂。任三十六纵队司令以后变本加厉,常袭击我人民政权,对永安地区威胁很大。1951年4月,在我剿匪部队的清剿之下,走投无路,被其卫兵击毙于岩穴。
① 见中共永安地委1950年3月25日《关于工作方针与剿匪的补充指示》
②国民党政权原在永安县设立11个乡,1个镇,118个保。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旧政权,最初设立5个区,不久又增设了一个区。1950年春夏以后,逐步地实施民主建政工作,废除保甲制度,全县新设立52个乡,4个街道居委会。
① 见永安县《剿匪、镇压反革命、参军总结》(1951年1—4月)。
②见《永安县三年来工作总结》(1950—1952)。
① 见永安县《剿匪、镇压反革命、参军总结》(1951年1月至4月)
②见《永安县三年来工作总结》(1950—1952)
③所谓“二陈一谢”,即上坪的陈仙忠、陈祥培和曹远的谢傅君。陈仙忠、陈祥培当时去向不明,五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仍无下落;而谢傅君则逃跑后潜回家中匿藏,于1953年1月被我民兵击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