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派周璧先生偕夫人彭传玺女士和刘文铣(刘金)同志到梁弄找到纵队司令部后,我奉谭、何首长(指中共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编者)之命,接待他们。对他们在梁弄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对他们在此以前与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的关系,则一直不知道。为了弄清事件的真相,最近(指1980年5月撰写本文时——编者)我通过刘金同志找到了周璧先生。周先生是江苏无锡梅村吕浜人,原名吕祖渭,现名吕宜,周璧是他到浙东时使用的化名。[注1]
下面是周璧先生给我的回信中关于1945年春“浙东之行”主要情节的原文摘要。
“还在1943年,为了准备向日本侵略军反攻,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在东南抗战前线的福建省战时省会永安,设立了一个东南分处,由美国民主党人---istoph R---(兰德)任主任。美国新闻处这个机构,据我所知,既是一个文化宣传机构,也是一个从事收集政治、军事情报的机关。
“当时福建省主席刘建绪的随从秘书谌震是比较进步的文化人。他跟兰德以及他身边的几个翻译,过从甚密,建立了友谊。
“1945年初,兰德跟谌震说起,想跟前线部队(游击队)取得联系,替他们散发日文宣传品。据谌震说,听兰德意思,他们提出的对象表面上是国民党部队,但也并不排除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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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是原杭州市副市长顾春林同志撰写的回忆录《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涉外事件》一文中的第二部份。全文刊登于《浙江革命史料特辑(三)》上。本文标题是编者加的。 {《羊枣事件》编者原注〕
“那时我在永安改进出版社(黎烈文任社长)编辑部工作。1月间,谌震借访问黎烈文的机会,趁空袭警报躲飞机时,一面散步,一面跟我谈了美国新闻处的事情,问我能不能找到游击队,最好能找到新四军。我那时在业余时间帮董秋芳先生编《民主报》副刊“新语”,跟当地进步青年接触较多。我知道,在省的训练团(国民党福建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的刘文铣(刘金),家住浙东嵊县,可能找到浙东的新四军。谌震嘱我跟他们研究,希望能争取完成这一任务。
“刘金说,他早先读书的清波中学校长可能是地下党员,找新四军浙东纵队的把握是有的,愿与我同去。我向谌震汇报后,他跟兰德联系,约我去美国新闻处面谈。我告诉他们可以找到游击队,但不是国民党部队。他们没有坚持找国民党部队,向我谈了他们的要求。我的任务是代表美国新闻处去与游击队接上关系,转达新闻处的意见:
(一)建立关系,互相交换情报,包括政治军事气象各方面;(二)美国新闻处可以给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也愿意给予经济上的帮助;(三) 请游击队派正式代表到永安或上饶洽商具体办法(美国陆军有一个机构在上饶)。
“他们约期作第二次谈话,要我提出目的地和路费数目。
“我到谌震家中汇报情况,他给我看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印发的机密材料,从中看到浙东纵队司令何克希的名字。他告诉我向新闻处要路费的大致数目,我又开了三个名字。要他开通行证,一张是我的,一张是刘金的,用刘文铣的名字,一张是我爱人彭传玺的,用史平的名字。
“第二次谈话是在深夜,这次把一切都谈妥了,我把目的地四明山告诉了他们,明确说明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浙东纵队。并要新闻处提供三个人的路费和身份证明。兰德约我第二天去取路费和证明,他们希望我能在5月初回到永安或上饶。
“到达嵊县,和刘金同志去清波中学找校长裘颂兰先生。他写了一封介绍信,[注2]由交通员送我们越过封锁线,进入游击区。以后就由交通站逐站伴送,翻山越岭,约在四月上旬到达梁弄”(据刘金同志来信,途径北庄附近)。
周璧等三人来到梁弄,我出面接待他们,通报姓名后,周璧拿出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给我部队的正式信件,是用中文打字机打印,蓝颜色的。接着周璧陈述来意,转达美国新闻处的意图。我听完之后,一面给他们安排住在梁弄一户老百姓家里,告诉他们耐心等待回音;一面如实报告谭、何首长,美新处的来信也一并交上。
谭、何首长认为,事关重大,决定打电报向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请示。[注3]
在此期间,我秉承首长指示,请周璧等各自写了一份详细的自传,[注4]还请他们写些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送交首长参考。在此基础上,有一天晚上,何司令找周璧单独谈了一次话。《新浙东报》记者、黄源同志等都去看过他们。
周璧等三人亲眼看到浙东根据地人民高昂的抗日情绪,安居乐业的生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和他们长期生活其中的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腐败的情况适成鲜明对照,深为感动。他们要求留下来参加革命。
大约过了10天或半个月时间,军部复电到达,根据谭、何首长指示,我找周璧他们来谈话,转述电报内容。大意是:“我们新四军浙东纵队无权与美国新闻处直接建立联系。美国如想同我们建立联系,必须由美国大使馆与延安党中央商谈解决。”关于他们要求留下来参加革命的问题,我说:“我们四明山区处在抗日前线,战斗激烈,行动频繁,生活艰苦,你们很难适应,还是回大后方好。只要有抗日的热情与愿望,即使在大后方,也有许多工作可以做,不一定非要留下来不可。”经我这么一说,大概周璧也觉察出我们不想留他们的意思,就同意和他爱人回去。刘金同志家住嵊县,他在梁弄的一些日子里,看到了不少同乡、老师,如俞德丰、周丹红、黄源同志等,并知道在干田坂有一所鲁迅学院,由黄源同志主办,就坚决不愿再回福建。我说:“那也好,你家在嵊县,还是回家去吧。”可刘金说啥也不行,一定要求留下来,参加革命。我把这一情况向何司令汇报后,遂决定将刘金同志留下。但刘金同志是大后方来的,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呢?为了考验他,我就把他送到设立在横墈头的抗日军政干校学习。
周璧在梁弄期间,曾几次去韬奋书店。在决定他回福建以后,曾在书店买了十多本书,其中有《整风文献》、艾青的长诗《吴满有》等。他要我们供给一些解放区出版的书报,带回国民党统治区。我送了他几十份《新浙东报》。临走的时候,我又请司令部供给处长魏善城同志张罗了足够的法币,礼送周璧作为路费。
———1980年5月26日于杭州
原载于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羊枣事件》,
1992年5月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注1]周璧是我在福建永安开始用的笔名。
[注2]裘颂兰先生的“介绍信”和美新处“给我部队的正式信件”两事当是顾春林先生误记。
[注3]在那样的情况下,秘密工作人员除带身份证明外,不可能带片纸只字。所说的“正式信件”只是美新处给我的身份证明。
[注4]我们在到达梁弄的第二天就主动写了自传并要求留下参加革命。新四军浙东纵队不可能要美国新闻处派出的联络人员写自传。这也是顾先生记忆有误。
二OO九年七月八日,吕宜注。
顾春林(1912.5 — 1997.5),上海市宝山县人。1929年夏,毕业于宝山县立师范学校。1937年12月家乡沦陷后流亡到浙江金华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受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派遣,由云和县到诸暨开展抗日工作。6月,任诸暨战时政工队纠察员,利用政工队纠察员的身份组织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反对中间剥削斗争。7月,任中共诸暨江东区委宣传委员。1939年5月,调任中共慈溪县委组织部长。9月起,先后任中共宁绍特委、绍属特委宣传部长。期间,领导下属各县党组织宣传党的政策,并到各县指导工作。1940年5月,与特委书记杨思一多次到嵊县,与中共嵊县中心县委具体研究用合法斗争方法解决群众生活困难问题。“六·三”饥民请愿斗争遭国民党嵊县当局镇压后,通过各种途径,发表文章,揭露饥民斗争真相,迫使国民党当局部分接受群众请愿要求。1941年1月起,先后任中共处属特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秘书、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秘书等职。
1945年9月,顾春林随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先后任华野一纵三旅政治部宣教科长、华野一纵政治部秘书处长、华野先遣纵队秘书长、七兵团政治部秘书处长、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参加过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沙士集、豫东、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春林先后任中共杭州市委办公厅主任,杭州市委宣传部、统战部部长,杭州市干部学校校长,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文革期间,遭受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名誉。1979年12月起,担任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1983年9月离休。1997年5月,因病在杭州逝世。
刘金
原名刘文铣。1922年12月出生于石璜镇三溪村。原任《文学报》总编辑、编审。
1940年冬毕业于自杭迁嵊的清波初级中学。1945年3月,参加新四军浙东纵队,进教导队(对外称浙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1945年9月,分配到政治部所属的《战斗报》社做记者,后被调到纵队政治部的《前锋报》做记者,并赴朝鲜前线。1952年初,转业到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任通俗文艺编辑室负责人。1954年4月转到新文艺出版社,任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一直工作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由于当时不同意姚文元的《想起了国歌》一书的出版而受到严重的迫害。粉碎“四人帮”后,被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8年1月,调到上海市委宣传部任文艺处副处长。1981年初,参与杜宣、峻青等作家发起创办中国第一张《文学报》。后任总编辑,获编审正高级职称。
1956年,出版诗集《笨拙的颂歌》、《前线的故事》及评论集《感情问题及其他》。后陆续出版民间故事集《九斤姑娘》、《神仇》及小说集《长乐宫惊梦》、杂文集《吹沙居杂文》、《吹沙居随笔》、《吹沙居乱弹》、《立此存照》等多种。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