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周璧同志,原在江苏省常州市燃料公司工作(现已退休)。这篇文稿是他对一九四五年由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在永安)派他前往新四军浙东游击队联系情况的前后经过及被捕情况的回忆。
——编者
把一九八四年最后一页日历撕下,换上一本新的台历,一九八五四个红字赫然呈现在眼前。
一九八五年,是世界现代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四十周年,是我国现代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也是震惊中外的永安大狱的四十周年。作为这一事件的参与者、被反动派作为借口、成为反动派发动这一事件的导火线的我,此时此刻,回首往事,心情十分沉重,感慨何止万千。四十年过去了,不论对国家民族还是对个人来说,这四十年走过的都应该说是一条极不平凡极不平坦的道路。沧海桑田,白云苍狗,风急浪恶,崎岖坎坷……都不足形容世事的变幻和人事的变迁,对于我亲身参与并从我身上引起的这一次事件,除了早就向组织作了详尽的交代写进档案外,我一直保持沉默。直到年馀以前,中共永安县(市)委党史办的同志千里迢迢来到常州,嘱我为他们写些材料,我才再一次打开回忆的闸门,写下了简略的回忆文章。之后,又从当时同在永安的老前辈老朋友的回忆文章中获悉了一些我原来并不知道的情况。这样我才有可能尝试来对这一事件作一次比较全面的回顾。
一九四四年底,作为福建省战时省会的山城永安,阴云密布,形势十分紧张。十月八日,日本侵略军再度占领福州;二十四日,衡阳日军主动南下,与钦州湾北进日军夹击南宁;十一月十日,桂林失陷;十一日,柳州失陷;二十日,冈村宁次继畑俊六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二十二日,南宁失陷;十二月十日,日军占领独山……从十月开始,永安开始疏散人口,省级机关工作人员(当时称为“公务员”)凡是可以离开的都被疏散到邻近各县安置,一时人心惶惶。
就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中,大约在一九四四年底或一九四五年初的某一天上午,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随从秘书谌震,来到改进出版社看望社长黎烈文和夫人雨田女士。这时候我在改进出版社编译部做助理编辑。谌震是我的老上级。一九四三年秋天,我在中国文化服务社永安分社营业部做营业员时,通过费枚华女士认识了她的丈夫钟尚文(即一九四七年被国民党杀害在南京雨花台的“文萃三烈士”之一的骆何民同志),他们就住在《建设导报》宿舍的楼下。钟尚文把我的情况说给当时任《建设导报》社长的谌震和几位编辑知道后,他们到营业部去找我。不久,我就到了《建设导报》社。时隔不久,到年底,《建设导报》被迫停刊,谌震就把我介绍到改进出版社。在短短几个月中,谌震和我接触并不多,但相互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谌震到改进出版社去看望黎烈文的那一天是一个很有点寒意的晴天,大约十来点钟,空袭警报响了,我手头工作不忙,就走到办公室旁边的小院里独个儿慢慢散步,晒晒太阳。
这时候,谌震从黎烈文的屋子里走出来,走到我身边,用只有两个人可以听见的声音跟我谈了美国新闻处的事。美国新闻处的全称是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东南分处,简称美新处。一九四三年秋冬之交设立在永安,是一个宣传和收集情报的机构。主任兰德(Christoph R---),民主党人。谌震说:美国新闻处新近从重庆运到一批在纽约印刷的日文宣传品,他们想与敌后游击队取得联系,帮助他们向日军散发。
他问我,能不能找到敌后游击队,与他们联系?他说:假使能够办成,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我很理解他的意思,他所说的“敌后游击队”是指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敌后,国民党根本没有什么在抗日的部队。
我答应他想办法找找关系。据我所知,靠近福建的新四军有两个纵队:在广东的东江纵队和在浙江的浙东纵队。
在改进出版社的同事中,与我关系最密切的是余生、余敦兄弟,是广东梅县人,我跟他们谈了这件事,并和他们在在国立音专学习的侄子余禄熙,以及在省气象局工作的曾列明(戈扬,广东揭西人)一同商量。商量的结论是:一、找到东江纵队的可能性是有的;二、但是他们不可能陪我一同去,而我又只能讲普通话,到东江纵队所在的潮汕一带十分不便。
于是我就去找在省训练团工作的刘文铣(刘金)。他老家是浙江嵊县,距四明山不远。他考虑了一下,同意了,说他认定初中时的校长裘颂兰先生是共产党,至少跟党有关系,找他就可能找到浙东纵队。
说定以后我就去向谌震汇报。谌震与兰德谈妥后我应约前去洽谈。
第一次是白天去的。下午,上班时候,我先在新闻处的办公室里跟萨一佛随便闲谈了一会,就到里面去找兰德。他已在等我。一个翻译把我领进一间门窗全闭、光线暗淡的大房间,三个人围着火盆坐下。兰德说,他们希望与我敌后游击队取得联系。具体要求是交换情报,主要是气象情报,因为那时美军有在我国东南沿海敌占区登陆的打算。他还说,他们可以向游击部队提供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并可适当提供武器。
他没有提到散发日文宣传品的话。我估计,所谓散发日文宣传品。也许仅仅是一个借口,或只是一个次要的、附带的任务。谌震跟我谈的时候,并不知道交换情报和提供武器的话。
我问他是要和国民党的部队呢还是跟共产党的部队联系。
兰德说:他们并不一定非找国民党的部队不可,随便哪一方面都行。
我从他的话里领会到他的意思是要找共产党的游击队。如果要找国民党的,他们可以公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不必秘密寻找。而且据我所知,那时候东南沿海敌占区根本就没有国民党的游击队;我还相信他们的是完全知道这个情况的。
这次谈话没有作出任何结论,只明确了他们的目的和具体要求。对路费、证明、具体办法等问题也只是初步交换了一下意见。我也没有把打算去的地方告诉他们。最后约定了下次商谈的时间,他要我在晚上九点以后去,显然是他们也知道国民党特务已经注意他们了。
第二天我就去吉山找谌震,向他详细作了汇报。他在听说可以提供武器的话后,嘱咐我争取把任务接下来,和美新处达成协议。他拿出一份国民党特务机关印发的全国共产党组织情况的机密文件(油印)给我看,我看到了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何静)的名字。他曾经在我家乡(苏南)打过游击,我知道他的名字。
与兰德第二次洽谈解决了全部实质性的问题:
他把具体要求和我的任务又明确说了一遍。
我把目的地明确告诉他,说明是去浙东找新四军,他没有异议。
他明确交代了联络办法:在五月前后他可能在上饶,我回来时由新四军派正式代表与我一同先到上饶。如不在再到永安。
他为我提供一个人的往返路费。我提出回来时至少有两个人;他说对方的路费应由对方负担,他们经费有一定限度。我计算一下他提供的数目已勉强够用,就没有争。当初我只准备与刘文铣两个人去,临走前未婚妻彭传玺(原在省政府图书馆工作,此时疏散到长汀)赶回永安,决定同去。
兰德最后问我:共产党是不是会接受他们的要求。我说:我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共产党会慎重考虑的。
次日上午,我再到美新处,取了证件,并与兰德一同到中国银行取款(关金券),在银行里交给我就分手。
证件是三十二开道林纸,上半页是打字机打的英文,蓝色的,有兰德的签名。在“一九四五年”的年份中曾打错一个字经刮去后重打的,当时我并没注意。这一个小小的疏忽就是日后在龙泉引起反动派特务怀疑因而将我们扣留检查的起因。下半栏是毛笔直行书写的,全文为:“兹证明周璧君系代表本处前往浙赣一带,特此证明。一九四五年二月”。最后是美新处全衔,有兰德的中文名章,萨一佛刻的。
为了找一个托词向改进出版社请假。我请曾列明伪造了一份由气象局电台转给我的密电,说我父亲在上海被敌伪逮捕,要我立刻返沪营救,这时曾列明告诉我,国民党特务曾在气象局电台往重庆发一份密电,是他翻译的,内有“异党活动及于盟友”的话。我在去看谌震时立刻把这话告诉了他,请他们几个与美新处经常来往的人注意。同时请他在永安县政府弄三张通行证,一张我的,一张刘文铣的,化名刘文光;一张彭传玺的,化名史平。二月二十一日,我们离开永安。
彭传玺从长汀到永安时,天色已晚;我和刘文铣接车后立刻去买第二天去南平的车票。但车站说票已卖完。这时候有两三个宪兵在车站值勤,对我们很注意,但我们并没察觉。后来我们在南门大街上碰到一个姓欧的省政府专员,我在《建设导报》时曾和他见过几面;他听说我们要买票,就立刻陪我们回到汽车站,很快给我们买到三张票。我们把彭传玺从长汀带来的行李寄放在东南出版社营业部主任李力行处,托他通知彭的家属去取。好象还是在他那里吃的晚饭,之后就在靠近车站的一家旅馆住下,第二天搭车去南平。到了南平要去买建阳或浦城的票,又买不到。到《东南日报》找我的老师谷风。他不在,这时在路上碰到一辆去建阳的便车,彭传玺用福州话和司机交谈后就把我们带到建阳,又因为买不到去浦城的车票,在建阳住下。
在建阳旅馆里受到便衣特务盘查。那时我和刘文铣住一室,彭传玺住邻室,只隔一层板壁。特务盘查显系有计划的,先查彭传玺,用福州话问她。彭为了让我们听见,故意用普通话大声回答。可是刘和我因旅途劳累睡得很沉,直到打我们的房门才醒来,一点也不知道彭被盘查的事。开门后进来两个便衣,另一个便衣和旅馆老板站在门外。我一眼就看出来意不善,当即出示美国新闻处的证件,特务一看我的证件很感意外;立即把门外的招呼进来,把证件给他。那人看来是他们的头头,看了证件,对我们说,他们查房是例行公事,既然是美国新闻处的人,他无权处理,但警察局长已经回家,他要旅馆老板看住我们不准离开,等天明上班后请示局长。旅馆老板面有难色,表示负不了这个责任。特务见我们的身份,又没有理由扣留我们。我不愿让老板为难,就说:那我们就到警察局去等吧。于是特务就带我们到警察局,坐在看守所外面的走廊下,我们就这样冻了半夜。
天亮后,警察局长很早就来,并没有多说什么就让我们走了。他说这是他们的职务,并非故意留难。又说去浦城的汽车已开走,只好在建阳住一天,他可以代我们买明天的票,并介绍我们到另一家较大的旅馆住下。在建阳我们去暨南大学看了我的老同学许甫如(地下党员),我告诉他有事去浙东,他告诉我一个在东南联大的同学已做了特务。
据刘文铣事后回忆说,三个查夜的特务中有一个就是在永安车站见到的宪兵,那就显然是从永安跟踪来的;那天晚上没有立即发落,看来是向上级请示了。我因为近视,两次都在夜间,看不真切,所以没有印象,看来刘的看法是不错的。
以后一路上就没有再碰到麻烦,大约在三月中下旬到达浙江嵊县刘文铣家,由刘陪同到清波中学找裘校长,我出示了美新处证件,说明联络任务。最初他矢口否认与共产党有联系,但显然是因为信任了他的学生,很快就同意为我们联系,并约定日期派人到刘家接我们。由于地下交通情况特殊,到期没有人来。我即于次日走六十里山路到学校,裘校长解释原因,并说联络员已去刘家,很可能和我交臂而过的。我赶到刘家,见到联络员,第二天就随他到裘校长处住了一宿,以后由地下交通站将我们伴送到四明山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所在地梁弄。
刊登在永安《党史参考资料》的好几篇文章都说到我在从永安到浙东的路上曾经向永安写信写稿,这其实是误会。我仅仅在与裘颂兰先生联系上后,考虑到恐怕今后再无适当的机会写信,必须在进入浙东纵队以前给谌震一个消息,才在刘文铣家中给谌震写了唯一的一封信,也就是后来特务在逮捕谌震时给他看的那一封信,发信时间在三月底或四月初。从这唯一的一封信在永安被特务扣留这件事可以看出国民党特务确是很早就对谌震加以严密监视了。那封信写得很含混,但确乎写得很不好,给特务以把柄。
到达梁弄以后,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秘书顾春林接待我们,安排我们住在一个老百姓家里。司令部除照部队伙食供给我们外,并每餐加一个荤菜,常常是一碗鱼。我们知道当时敌后游击区环境很艰苦,一开头就婉言辞谢,只要吃战士同样的伙食。但招待人员坚决让我们吃。
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在第一个晚上就接见我,顾春林同志同在。我把美国新闻处的证件交给他们,并把兰德对我说的话如实转述。何司令说这事他们无权直接处理,要向延安总部请示,叫我们安心休息等待,同时可以随便走走看看。
我们在梁弄住了大约十来天。在这期间,我们观看过部队的文娱晚会,参观过文工团(队)的排练,也从多方面看到斗志昂扬生气勃勃的部队生活、安居乐业的人民群众和繁荣的乡村集市;参观了当地的一所小学校,并多次到韬奋书店看书。我是曾经在家乡接触过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是新四军派到苏南敌占区的游击部队),也曾参加过由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的新四军六师和苏南茅麓地区抗日民主政权工作的,一到梁弄,有一种回到老家的感觉。在永安接受美新处任务的时候,早就有了争取回到革命队伍的打算,带了未婚妻彭传玺同走,就是为此,所以我在向何克希司令转达美新处的要求以后,就提出了留下参加革命的要求,且写了详细的自传。刘文铣和彭传玺也都写了。
《新浙东报》的记者去看过我们,了解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老作家黄源同志也去看过我们,我跟他谈了黎烈文和雨田先生的情况。
浙东纵队司令部在接到延安复电以后告诉我,说因事涉国际关系必须有美国大使馆与延安联系,浙东纵队不能与美国新闻处直接建立关系。关于我们要求留下参加革命的问题,他们答复说:刘文铣可以留下,彭传玺留不留可以由她自己决定;我因有美国新闻处工作人员身份,他们不便留我。至此,我的联络任务和参加革命的要求全部以失败告终。
刘文铣决定留下参加教导队学习,彭传玺不愿让我单独回去,决计同返福建。司令部把证件还给我,并为我们筹足返程路费(一大捆南京汪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的钞票,简称“储备票”,当时好象是以二十元折合国民党政府的法币一元),仍由交通站送我们出境。
浙东纵队为什么不肯留我,我是有所察觉的。刘文铣当时就对我说,据在浙东纵队的老同学对他说,是因为怀疑我是国民党特务,甚至是国民党与美国的双重特务。他们认为,留下我他们不放心;让我回国民党统治区,如果我真是倾向革命的,则在国统区更可以发挥作用。
说实话,当时得到那样的答复,我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谌震的介绍我去美国新闻处接受那样一个责任重大危险巨大的任务,不仅是出于一片爱国热忱,而且更是出于一个党外人士对党的一片真诚。有人说谌震派我去浙东“是个很大的错误”,从党组织的立场说这话是对的,冒的风险太大。但在当时那样党员身份未公开,根本不存在党组织的情况下,对作为党外人士的谌震加以指责,就未免近于苛责了。那时候,我们,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对此都抱着极大的希望,毫不怀疑我们确乎是在以一个非党人士的身份冒着生命危险做一件可能有利于党的事情。我从永安出发时因为没有合适的衣服,曾列明就把自己的黑布棉大衣(这是当时一般大中学生常穿的服装)脱下来,换去我那一件王石林送的军大衣。刘文铣放弃了他在省训练团的工作,彭传玺抛弃了家庭和省政府图书馆的工作跟我出走,临走前甚至没有踏进家门去告别一声……
我们决定返回永安复命,联络任务已经失败,但总不甘心身入宝山空手而返,于是我在韬奋书店买了十几本书,其中有《整风文献》,艾青的长诗《吴满有》(吴满有是当时陕北的一个劳动模范,艾青的诗对他作了颂扬。后来国民党进攻陕北,吴落入国民党反动派之手,曾在伪中央广播电台讲过反共的话。之后也就销声匿迹了)、韬奋的《萍纵忆语》、苏联作家伊林的科学童话、一两本高尔基的小说、苏联某作家的小说《油船德赛特号》、上海出版的中国地图,等等。又向司令部要了几十份《新浙东报》,准备带回永安,一以证明我确实到达了目的地,二来可以让朋友们得到一点新鲜的营养。
从四明山到永安,从敌后根据地穿越三不管地带(即俗称的“阴阳界”)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千余里征途,带了这么多无法隐藏的材料,又更无别的行李,那危险的程度,我们是充分估计到的。浙东纵队的领导凭他们的斗争经验,应该比我们估计得更充分。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我是义无反顾,更无别的选择;在党,则是让我带去一点火种。尽管这些材料后来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我作出这样的抉择,党给我以支持,应该说都是无可厚非的。
在离开浙东根据地的最后时刻,我们途经教导团(队)驻地。伴送我们的交通员指点给我们后,我们去和刘文铣告别,也许,他就是在这时改名刘金的。
在根据地和游击区由交通员伴送,一路顺利。到“三不管”地带,我们只能自己摸索前进了,因而碰到了麻烦,第一件事是把带的伪储备票兑换成法币,因为数目比较大,引起怀疑,被人敲诈。顾春林同志在他回忆录说给我的路费是“法币”,恐是记忆有误,梁弄一带通用的货币是伪储备票,在那里不可能兑换到大量法币,这笔路费是在到了三不管地带才兑换的。另一件事发生在一个已经有国民党镇公所的市镇上,我们到镇公所联系,请他们找住宿的地方。镇长招待我们吃晚饭,告诉我们当地的两个土匪头子(挂国民党招牌的“游击队”)为争夺镇上的收税权当天晚上要进行谈判,如果谈不好就可能火并,他们那个市镇也就要遭劫了。他把我们安排在离市镇一两里路以外一个小山窝里的山民家里。我们提心吊胆过了一夜,没有发生以外。第二天他派人来领我们出山,说谢天谢地,他们谈妥了,不然今天我们就不能见面了。我们向他道谢,但为此也化掉一些钱。这样我们的路费就很不充裕,计算起来已不能支持到福建。所以一到壶镇(在永康、缙云、仙居三县之间),见到有正规的国民党政府的(区)镇公所,还有警察分局、税务局、邮电局、电报局和中国银行,已经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了,就找旅馆住了下来,一面了解路途情况,一面妥善包裹书籍报纸,并接连打了两个电报给兰德,向他报告消息,并请接济部分路费。
壶镇是从敌占区进入国统区的第一个大市镇,市面畸形繁荣,情况十分复杂,从上海、宁波、杭州来的商贩都在此歇脚中转。我们等了一个星期左右,没有得到回音,只得继续冒险前行。据事后了解,此时兰德正在上饶,没有接到我的电报,大约在五月六日我们到达浙江省战时省会云和,钱已用完,就找到美国陆军处在云和的一个机构,请他们与永安联系:得到复电以后,给我们一些路费。因为钱数不多,我们不敢多待一天;而第二天刚好没有直达浦城的班车,就只好先搭车到龙泉;不想就这个小枝节,在进入福建大门以前出了事。
我们原准备从云和搭直达浦城的班车,一到浦城,已是福建省,就可以直接与谌震通电话,或者请美新处派专车来接,或者由谌震另外安排妥善的走法,不搭班车,不住旅馆。想不到美新处给的路费有限,使我们不能在云和多留一天(在云和我们是安全的,把装有书籍的小箱子放进了美国陆军处)。龙泉出事,被怀疑因而扣留检查的起因是在美新处护照上的一次改动,加以我们行李不整齐,思想上也有点麻痹,因而在五月九日清晨到汽车站排队买票时受到特务盘查,被他们押送回美国陆军招待所(我们是在那里过夜的)软禁。
但他们还不敢马上把我们逮捕,看了我的证件,仍旧还给我。我在云和时已把从浙东带来回的一大包书报,用一条旧被单包好,外面贴上封条,写了“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字样,在骑缝处盖上我的私章。特务检查我们的小箱子,看到了那包书和上面的封条,没有叫我们打开。他们一行五人,其中一个看来是当官的,说要等请示上级后才能放行。我们明知已被扣留,把情况告诉招待所的美方负责人,他说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叫我们自己看情况办理。当天下午,我们请送饭的服务员发两个电报(监视的特务并未进过屋,只坐在门外和窗下)有意给他几张大面额法币。他到晚上把电报局的回单送来,把余下的钱全部还给我,始终没有说一句话。我把电报回单撕碎丢进厕所,但并不相信那两份(一给谌震,一给兰德)电报真的会发出去,认为那不过是特务和电报局哄骗我的。我的电报写明自己在龙泉被无理扣留,一是向谌震告警,一是希望美新处营救。直到最近看到永安《党史参考资料》,才知道谌震和兰德当时是收到了我的电报的,兰德和羊枣还向第三战区交涉过,但没有结果。谌震羊枣在接到我的电报以后没有过采取措施组织撤退,显然是过分相信了美新处,麻痹大意了。我的被捕和被捕以后所取的对策,同样有过分相信美新处以致麻痹大意的因素在内。从这里可以看出,那时由于没有党组织的领导和自己缺乏斗争经验,因而犯下了多么严重的错误,造成了何等严重的后果。他们把我们软禁了三天。我找那个当官的特务交涉,他只是一味推诿,最后我要他们摊牌:你们究竟打算怎么办?他暗示说,不见到我密封的材料,他们无法处置,只能长期僵持下去。
我考虑了半天,觉得:一、美新处不可能来营救;二、无法逃跑;三、我带的书报并非机密,我也不知道党的机密;四、美新处交给我的联络任务并无损害国民党利益之处;五、僵持下去,对我们不利;六、浙东纵队既拒绝与美新处联络,又拒绝我们参加革命,反而怀疑我是特务,使我精神上受到巨大创伤,失去依托。于是我决定把封皮打开让他检查,他装模作样说,这是你自愿打开的,我们没有强迫你。逐一检查以后,他表示这样做大家都方便些,就把书带走。第二天就派一辆军用卡车把我们送到江西铅山乡下的一个特务机关直属(第四?)联络站关押。
一进牢房,同囚室的难友就告诉我,这个特务机关里的十几个人,从少校组长到准尉组员,除一个文书和一个副组长(是组长的亲戚)外,都是被捕后“自新”的共产党员。把这个情况与在永安时早就知道的几个“自新”的共产党员以及从《前线日报》(第三战区的机关报)上多次见到的脱党启事联系起来考察,我就觉得至少是第三战区的顾祝同已经改变了跟共产党斗争的策略,从大量屠杀的强硬政策改变为政治软化的怀柔劝降政策了。
但是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在永安的朋友中,有几个可以怀疑为共产党员,但除了知道陈菊英和高恬惠曾登过“脱党启事”、在省训团和刘文铣同事的一个女青年刘ⅹⅹ(名字失记,好象是省主席刘建绪的侄女,是被刘保护下来的)曾经是共产党员外,别的人就无任何可以认定是共产党的根据。所以对我来说,并无“脱党”不脱党的问题,也不存在泄露党的机密的问题。我也并不是美国新闻处的工作人员,并不曾接受他们一分钱报酬。在他们看来,也许认为我是共产党的联络员,但他们对我的关系,仅仅是利用我去为他们完成一项任务;这项任务如果完成了,首先肯定对美国(同盟国)对日作战有利,其次也显然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会有好处,于我本身,则很难说有什么直接的好处。我们(包括谌震和羊枣在内)当时确乎也从没考虑过自己要得到什么好处。同盟国可以得到好处,共产党可以得到好处,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但联络任务失败了,共产党把我当作国民党或美国特务;国民党把我们当作共产党逮捕了;美国新闻处不出力营救(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曾接到电报,进行过交涉);再加上自己的软弱,我精神无所依托,垮了。国民党特务威胁将以叛国罪判我死刑,但主要则是对我“劝降”。组长说他在共产党的地位比我高得多,现在都做了官;他说美国人不会来管你,你为他们吃苦,为他们死,值得吗?如此等等。这些话并没有打动我,因为我并不想做官。但浙东纵队对我的态度伤了我的心,使我无力坚持。在这里也有对美国新闻处的幻想,认为谌震羊枣跟兰德关系密切,当能得到他们的保护。加以联络任务并无损害国民党政府利益之处——在这样的考虑下,我在顶了一段时期后,就把接受美国新闻处委托的经过作了交代,说他们想得到我国东南沿海的气象情报,但共产党拒绝了。
他们对浙东纵队拒绝这一节显然不相信,但从我和彭传玺身上找不出什么线索,就暗示说是不是共产党骗了我,他们让刘文铣从另一个途径去与美新处联络。他们根据刘文铣留在浙东纵队没有跟我们一同回来这一事实,认定刘是共产党员,于是就追问刘在永安的关系。刘文铣的朋友,我大体上都认识。除了在《民主报•新语》周围的几个朋友外,他在省训团的同事,我认得三个:赵伯衡、李达中好象都是住在同一宿舍的;另一个就是刘建绪的侄女,刘曾带她到我的宿舍里,我知道她的身份,与她坦率交谈过,她还表示过愿意继续为党工作的意思。李达中只偶然见过一面:我有一天去看望刘文铣,李正好在宿舍里,刘给我们作了介绍,并未深谈。赵伯衡先生则刘文铣曾着重对我介绍过,说他为人正派,从不用公家的信封信纸写私信,对他十分敬佩,好象我们三个人曾经在一个小饭馆吃过一顿便饭,之后也未曾见过面。我怀疑赵可能是党员,所以只写了李达中,说他们同住一个宿舍,此外我不认识别人。他们就据此把李达中当作最大的嫌疑犯逮捕了,并把他与谌震、羊枣、姚勇来一起作为要犯解到了铅山特务机关。而现在了解赵伯衡先生,则仍被株连逮捕,并未幸免。
特务在永安开始大逮捕的日子是七月十二日,即我们被捕后两个月之后,逮捕还波及南平、福安、连城、南安、龙岩等地。据永安《党史参考资料》第三十二期的名单,连在龙泉被捕的彭传玺和我,共二十九人;加上被软禁、扣留的程星龄和江子豪,共三十一人,谌震说:“当时凡是与周璧和我有来往的大都被株连”,是不错的,幸免的确乎少而又少。
八月六日,羊枣、谌震、姚勇来与李达中从永安押往江西铅山第三战区长官部特务机关直属联络站。以路程推算,他们到达联络站的时间当在九日或十日深夜。押解他们的汽车曾在途中翻车,他们受了点轻伤,刚到时羊枣头上还包着纱布。
在他们将到联络站的那天傍晚,特务机关派一个武装班将我单独押离,在乡间转了二三个钟头,最后到一个破庙里休息,天已昏黑。后来来了一个当官的,也许是连长或排长,和带班的私语一阵,又把我押回牢房,已是深夜。不到一个小时,谌震等四人押到,关在隔壁一间牢房。事后特务机关一名女组员韩ⅹⅹ(原是中共党员)说,当时曾有把我枪决的打算,但后来又变卦了。
李达中与此案全无关系,但他的被当作要犯押到铅山并非意外。
奇怪的是姚勇来也同他们一同来了。姚勇来原是《中央日报》(福建版)副刊编辑,因为经常在副刊上发表比较激进的文章,后来被调去编地方版。他和他的夫人沈嫄璋跟我关系很好,在一起无话不谈;他出差离永安时曾以妻女相托。他夫妇被我牵累被捕,也是意料之中,但他与此案全无关系,不应当作要犯押来。后来他告诉我是被一个仅见一面的青年诬告他与某汉奸有牵连而被捕的,那个青年就和我关在一起。他到特务机关不久就转送法院,不久也就释放了。他夫人沈嫄璋是《中央日报》记者。一九四六年下半年他们从上海去台湾,编省政府的机关刊物《台政月刊》。谌震说:“当时都怀疑姚、李是特务”,是因为对他们不了解,他没有问我,我也未向他说明。(后来知道,沈嫄璋是中统特务。二OO九年七月补记。)
羊枣是这一案件中唯一被迫害而死的牺牲者;也正为此,这次案件当时受到了国际国内的严重关注。他本名杨潮,羊枣是笔名,关于他的情况我所知甚少,这里只说他与我的一次会见。他是著名的军事评论家和国际问题专家,是在一九四四年夏天到永安的,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编辑出版《国际时事研究》。他在美国新闻处担任职务,当时我并不知道,只知他与兰德过从甚密。在此之前,我和他仅仅在一九四四年夏天在夜花园纳凉饮茶时见过一面。那天黄昏我和三四个朋友围坐闲谈,羊枣一行三四个人从旁边走过,其中一个熟人给我们介绍,打过招呼就走了。陪他的几个人大概都和我相识,但现在记不起来了,不外是赵家欣、周佐年、叶康参、谌震、李达仁诸位中的某几个人。以后就再无来往。当时我二十二岁,他已四十四岁,年龄地位都很悬殊。
一九四五年二月中旬,我已在改进出版社办好请假手续,将离永安时,黎烈文突然告诉我:杨潮托他转告,知我将去上海,要我带一封信。我感到十分意外。他会知道我以回上海为托词将离永安,显然是谌震告诉他的。黎烈文把羊枣住处告诉我,我冒雨前去,进屋后他夫人沈强接待我,递茶后就走开。羊枣对我说:他知道我要到“那边”去,嘱咐我路上要特别小心;回来时先到上饶,不要直接到永安。我更觉意外,除点头应诺外,什么话也没有讲,就告辞了。我完全理解羊枣找我讲这么一句话的意思,这里有对事业的关心,也有对我的爱护。但我还是感到他的这一举动实在出我意外。
羊枣被捕的经过,大约是谌震在狱中告诉我的。李达中还告诉我,在永安时特务对他们说;“周璧已在我们那里做官了。”
就在他们从永安押解到铅山的日子里,八月六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第一颗原子弹。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九日,苏联进军东北,美国向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十日,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配合苏军作战的第一号命令。同日,日本外务省向中、美、英、苏发出乞降照会。十四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日本正式投降。
我们一案五人(谌震、羊枣、李达中、彭传玺和我)随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到杭州,时当十月中旬,关在一座洋房(敌产)的三层楼上,谌、羊、李与我同关一室,彭独自一室。后来羊枣和我都生病,我发高烧晕倒,移在彭一起由她照料,但都不准请医生。这时沈强随来杭州,可以探望羊枣。谌震说:“当时生活上还不怎么虐待,杨夫人每周可送物品一次,特务也可代买食品药品”,是符合实际的。八月上旬他们四人到铅山联络站后,因为公家的伙食不好,特务还特别“照顾”,准我们六个人自已添菜,不吃公家的大锅菜。还让我们在一起吃饭,可以乘机谈话(那时美国新闻处曾寄过一些钱给我们)。谌震又说:“至于羊枣的死,是因误服菲拉斯丁丸过量,引起心脏衰弱,特务又未及时送医院,以致到医院抢救无效”,也完全属实。谌震羊枣到特务机关后自始至终都在一起,他对羊枣的死因和情况是知道得最清楚的。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旬,羊枣病危,经沈强力争,特务才允许送杭州浙江省立医院。据说医院床位不足,当时只有一张床,是刚刚死过人的;沈开头不肯让羊去,但后来无法,还是去住了。但病已延误,不久病死。羊枣死后,反动派也很着忙,才准许我从外面请私人开业的老中医进监看病,诊断是副伤寒,病了一个多月才好。
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协议,其中有释放政治犯的条款。但我们一案并未获释。我曾在狱中写信给上海《周报》(唐弢主编)呼吁,发表时署名季凤。二月中,春节过后,第三战区撤销,顾祝同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谌震、李达中、彭传玺和我被带到徐州。
到徐州后特务机关改了一个名称,实质未变。住在一所日本人的机关里。陆续又关进一些人,人数也不多,也不知是什么案子。我们一案实际上已结案了,等待国民党中央释放的命令。我们与特务机关工作人员同桌吃饭,也可以请假上街洗澡。谌震并多次由特务陪同去上级机关催询;我也跟去过一次。
三月下旬,谌震对我说:顾祝同留他办报,给上校衔,并动员我留下编副刊,可给准尉或少尉衔(组员多数是准尉。那个姓韩的女组员曾当着我们的面自嘲说是“准将”)。我以病未痊愈体弱无力必须回家休养为托词予以拒绝。一九五六年审干时,谌震如实为我提供了证明,经办人员对我说我没有投降。
不久接到南京电报:“谌震、周璧一案可予释放。”三月底,我与李达中、彭传玺三人同车离徐州,李去上海转福州,我们回无锡。由一项失败的联络任务引起的一场震惊中外的永安大狱,作为导火线的我来说,至此告一段落。从一九四五年二月下旬离开永安算起,历时十三个月有馀;从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在龙泉被捕算起,在狱中将近十一个月。
但事后知道,谌震以及在福建受无辜株连的朋友;此时尚未全部出狱。谌震的事,一九四六年七月间在上海见到姚勇来夫妇就听说了,说谌震在我们离徐州后不久就逃到上海,躲藏在羊枣遗孀沈强家中,沈家没有旁人,沈强住到别处去了,叮嘱他千万不要出门。可是后来沈强接连两三天不曾给他送去食物,他没奈何只得冒险出去买大饼,就被潜伏守候的特务逮去了,以后下落不明。这是姚勇来对我说的,不知是否确实。逃到上海又被抓回一事,后来谌震自己也说了。当时我们都为他十分担心,但也无能为力。
现在还知道林子力是直到四八年底才经谌震营救出狱的,他应该是坐牢时间最长的无辜受株连者了,关了将近三年半。
回首往事,心情十分沉重。由于我的过失,闯下大祸,使羊枣冤死狱中,使许多朋友无辜受株连,使他们的家属受到迫害或陷入困境,受到许多痛苦。四十年过去了,当初我们接受这一任务的是非得失,现在似也没有必要再去纠缠了,平心而论,谌震和我的动机都无可非议,但由于没有得到党的领导,加以缺乏斗争经验,幼稚软弱,在具体做法上犯下了不少不可原谅的错误,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按:此文写作时间在一九八五年初,最早发表在《永安党史资料》。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五年九月初在永安召开。一九八八年出版《专辑》。
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在《羊枣事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和《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两书中收录本文时,都由编者作了删节。这次打印时,作者据“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文件,除改正个别错字外,有一二处作了补充。
二OO九年七月于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