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收到一本福州寄来的书——《爝火集》。这是1937——1949年间,祖国东南一隅的诗和散文的选集。先看目录,发现其中有我当年的师友董秋芳、周璧、陈耀民(夏侯)、曾列明(戈扬)……等人的诗文。捧读之下,本已远去的如烟往事,重又浮上心头。
时光倒流五十六年。福建战时省会的山城永安。两大日报之一的《民主报》,有个副刊,名为《新语》。《新语》的主编,是鲁迅的同乡、学生和朋友的董秋芳先生。
《新语》诞生于1943年9月9日。董先生在《刊头语》中揭橥“努力的方向”是:一、“要努力表现出民主精神来……给我们广大读者以自由批评的机会,成为他们共同耕耘的园地”。二、“努力表现出青年的精神来……我们要把青年看作学习的对象——也就是‘孩子是成人之父’的意思”。以此,董先生特注重青年作者的发现与提携。不久,就团结了一批青年作者(严格说是习作者)在《新语》的周围,把副刊办得生气勃勃。这群青年人中,就有周璧、戈扬、夏侯和我。
周璧时在改进出版社,帮黎烈文夫人许粤华(笔名雨田)编《现代儿童》。后又兼作董先生的助手,初选《新语》的来稿。因了这关系,我认识了周璧。星期天常到他那里聊天。并在他那里认识了夏侯、戈阳、唐尧(戴礼尧),还有生着肺病、面色苍白、双眼大而发亮的晏石。
晏石本名刘燊曾,杂文写得极好。《新语》开展妇女解放问题讨论时,晏石写了一篇《社会·女人·路》,见解极精辟。他认为:妇女要解放,必先改革社会。社会若不改革,妇女解放不过是一句空话。文章登出后,国民党特务就来找董先生麻烦(董先生时任省图书馆馆长),要他说出晏石的真实姓名和住址。其实,晏石就在离董先生不远的市政工程局。董先生是个极厚道、极诚实的长者。对特务,他当然不会说实话。他推说:文稿是外面投来的,稿末未注明真实姓名和地址。不知他住在哪里。至于文章言论,如有出轨,责任首在编辑,我当加以检点。特务无可奈何,只好给了董先生一个警告:以后不许再登这种混帐文章。否则,对你不客气!——悻悻而去。
翻阅《爝火集》,竟未收晏石这篇极精警的杂文,也未收他别的文章,我觉得很遗憾。大概因为晏石早逝(1944年冬),他的生平出处今已无从查考之故吧。
1945年春,周璧受领了一个特别使命,到浙东联络新四军游击队,我慨然承诺做他的向导。行前,夏侯、戈扬、唐尧……等文友,到周璧处跟我们话别。戈扬和唐尧各赠小照一帧留念。戈扬独独在小照背面题了十个字:“活着评胖瘦,死了作纪念。”
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看着这十个字,心中不觉黯然。我把这两张小照,加上同事、朋友刘秀祯的一张(她赠我小照时,嘱托我:“你到了新四军,如见到张鼎丞,把照片给他看。他认得我的。你告诉他:我从上饶集中营出来,是省府一个高官、我的亲戚保出来的。我没有办手续,没有自首变节。”可惜,我到了新四军浙东纵队后,我根本没有机会见到时在苏北或安徽的张鼎丞),小心珍藏,带到浙东。抗战胜利后又带到山东。
1946年秋,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我所在的华野一纵队,在峄县附近的泥沟庄一带,与蒋军展开激战。这是我军第一次与陆空协同、坦克开路的敌人作战。战斗非常激烈,整整打了一天。太阳快下山了。在战线后面作为救护所的一所大庄院待命的我,跑到庄院围墙外的伙房吃饭去了。刚吃完,正要洗碗筷,两架战斗轰炸机突然飞来,一个俯冲,扔下了四枚炸弹。我急忙钻进墙洞门,一看,整个庄院已成一片瓦砾。我找到一堵断墙下,扒开砖瓦,找到了自己的背包。但是,挂在墙上的蓝布挂包,却怎么也找不着了。戈扬他们赠我的照片,正在这炸飞了、失踪了的挂包中。戈扬他日,活着无从“评胖瘦”,死了也无可“作纪念”了。
全国解放以后,一有机会,我就要打听戈扬等旧友的下落。可是毫无结果。今天在《爝火集》中看到了他的两篇文章《中国人的声音》和《王德舆案件》,以及“作者简介”,才知道,他在四十五年前就已与世长逝了!“简介”告诉我们:戈扬是广东揭(阳)西人。1939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县工委副书记。1942年来福建永安。1948年回广东,曾任中共揭陆丰行政委员会主任。解放后在省供销社工作。
我总算明白了。解放战争时期戈扬回到揭西家乡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或武装斗争去了,而且成了一个地区领导人。但不明白的是,1954年他才34岁,正当盛年,怎么就谢世了呢?或许,这是一个让人不忍去猜破的谜?
《爝火集》选入了一篇很特别、很感人的文章,就是谭庆逢的《谈人生》。这是她生前致友人的四封信的摘录。文中闪耀着一个年青共产党员熠熠的精神光辉。她写道:
“把握一个理想,一个中心目标去生活,就无论什么苦难都能忍受得来!”
“为着创造未来而坚强地活下去……幸福美满的未来世界我们是享受不到的。但只要将来的人类幸福……我们享受不到……同样也感到快乐!”
谭庆逢我不熟,但也曾一面。那是农历甲辰年的除夕,我们十来个青年聚集在周璧处欢度年夜。其中就有谭庆逢。她是福建音专毕业生。文静,不多说话。略显矮小的广东女子的身材,却包容着一个巨大的灵魂。时隔五十几年,我已完全忘掉了。去年夏侯来信提到她,我才想起来。夏侯信上说:谭庆逢那时已入党。解放战争时期,她已是福州市委委员,“城工部”的重要成员。工作非常出色。不料,在省委主要领导人制造的莫须有的“城工部事件”中,她和“城工部”全体成员,一起被冤杀了!直到1955年。谭庆逢才得以平反昭雪,被追认为烈士。她致友人的这几封信,也得以刊登在《福州英烈》上,公之于世。
半个多世纪过去,往事似烟,该已散尽。然而对于生者,真要散尽,又如何能够?
原载于2000·5·11第1141期,《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