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谌震先生，抗战时期是福建省主席刘建绪的随从秘书。在福建战时省会永安，为抗战做了很多好事。抗战胜利前夕，在“永安大狱”事件中曾被捕入狱。抗战胜利后为解放事业尽力，并参加起义。解放后，虽遭遇坎坷，在逆境中不夺其志，耄耋之年，笔耕不辍。今年是他90华诞，撰此文以贺。
      
    2009年3月24日，我收到了文化志士谌震的来信和他的新作《民国春秋》。他今年已90岁，是当今为数很少的参加过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主要人物之一。他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是纯粹的无党派人士。他青年时期就为我国的抗战文化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可贵奉献，业绩斐然。近年来，他不停地写作，不遗余力地为繁荣我国文化事业作贡献。
                                       青年英才
    谌震是湖南长沙人，1919年出生。早年肄业于南京五卅中学。1937年至1940年他先后任南京《早报》和长沙《观察日报》编辑，桂林国际新闻社记者、编辑，衡阳《开明日报》代总编辑并兼长沙《晚晚报》主笔。
    1941年到1945年间，谌震在福建临时省会永安这座小小的山城里工作了四年。他任福建省主席刘建绪的随从秘书，与刘建绪的关系非同一般。他的家就住在永安上吉山刘公馆附近。他除了帮助刘建绪处理日常政务之外，还教刘建绪的子女学习历史知识。他一般不抛头露面，但他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倘若有人托他办事，他总是倾力相助。  
    刘建绪很赞赏这位青年英才。刘建绪的报告、文章，大都出自他的手笔。正如他的同事叶康参所言：“他的本事是能把官样文章写得没有官气，平易可读。”①他为抗战写了不少很有份量的文章，在永安的报刊发表。刘建绪办《建设导报》，叫他当社长；一次他随刘建绪到重庆开会，就从美国新闻处买来《天下一家》、《东京归来》、《联合国概况》三本书的纸型，到永安办起了东南出版社。后来该社出版了三十多种进步书籍，行销东南各省，宣传抗战，有较大社会影响。
    谌震在永安所作的贡献，以广集人才和兴办实业为最显著。为了抗日，他利用所任省政府主席秘书的职务之便，通过刘建绪，介绍了很多仁人志士乃至共产党员（未暴露身份者居多）到省直各部门和全省各地工作。如介绍曾在衡阳任《大刚报》主笔的军事政治评论家羊枣（杨潮）给刘建绪，被任命为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省政府参事（后又被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聘为顾问）；介绍1938年任中共湖南宁乡县工委书记的李品珍到东南出版社任经理；介绍老共产党员胡允恭到福安县当县长；介绍曾任《开明日报》总编辑的共产党员钟尚文（原名骆何民，曾七次被捕）到福安任田粮处处长；介绍从浙江避到永安的共产党员周左严到《建设导报》任总编辑；还介绍进步青年周璧到浙东去找新四军，等等。
    1945年7月，在“羊枣事件”中，谌震与羊枣被国民党顽固派列为主要逮捕对象，并同时被捕。1946年3月获释后在福州曾主编过《世界语双月刊》。1948年回长沙，任《长沙晚报》“法报”主笔。解放前夕在湖南醴陵等地参加起义活动，后任湖南湘东纵队政治部主任。
    解放后，谌震任《湖南日报》编辑、《大众晚报》主笔、《大刚报》编委、《湖南报业志》主编等职。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他被错划为“极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始终襟怀坦荡。1985年，他应邀参加永安“抗战胜利40周年纪念大会”和“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当时他题词说：“四十年前同战斗，两千里外会亲人；燕江惊换新天地，白首弥坚报国心。”那天，他“参加永安盛会，喜听黄河大合唱”后，又题词说：“响彻山城百尺楼，黄河一曲壮千秋。中华代有才人出，争上黄河最上游。”足见他对永安怀有深厚的感情。
    谌震于1983年离休。1993年，他受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离休后，他以垂暮之年，病弱之身，仍潜心研究，埋头著述。仅在修史这一领域，就获得丰硕成果。下面分四个方面简略述及。
                                 晚年抱病笔耕，七年著书七部
    谌震离休后，除出色完成了《湖南报业志》、《湖南省志》第20卷的编写任务外，从1995年起在广州的《同舟共进》、《东方文化》等刊物上陆续发表杂文、散文。2001年结集正式出版了《人杰地灵话湖南》、《呼唤英雄》等书。从2002年起陆续撰写《中国上古史》、《秦汉隋唐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妇女儿童史》、《新译新评古文观止》、《民国春秋》等著作。这些著作大多自费出版，曾得到与他同在“永安大狱”中被捕的老友李品珍、王一帆的资助，印数十册至数百册赠送朋友。从他赠送给我的7本著作统计，就达212万字，如再加上我未见到的著作，估计在300万字以上。在这么短的几年之内写出，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特别是近年，从83岁到90岁之间，用7年时间写了7本书。他之所以能够完成如此巨大的著述工程，是集几十年读书、观察、实践的结晶，也是他晚年所焕发出来的光和热。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事实上，有些老人，因为经受了种种折磨和锻炼，晚年的志向甚至比少年、壮年更为远大。”②
    谌震患有糖尿病、心脏病、肺气肿，可以说他在后期完全是抱病写作。而且，他是一边写作，一边校对已付排的书稿，出版工作全由他一人承担。从他与我的通信中，便可知他的写作过程和状况：
2005年11月30日来信说：“我忙于三件事：一、校阅拙稿《呼唤英雄》，现已出书，寄请指正；二、校阅《新译新评古文观止》，此书分量大，有些评介和注译在校阅中又加修改，且须校阅多次，费时较大，大约今年底可出清样；三、编写《中国妇女儿童史》，有编有写，预计年底可基本写成。”这时他的身体并不好，信中说“主要是气喘，不能爬楼，不宜弯腰，只能慢步，也走不远。不过每日还可伏案四五个小时。”
    2006年7月15日来信说：“《中国妇女儿童史》已付排，初次送来的校样，错得一塌糊涂，此后的校对工作更繁重了。《中国近代史》已写了约六万字，如果以后能这样顺利，明年可望写成。”                                                                         
    2006年10月5日来信说：“我还在写中国近代史，晚清部分年内可写完，民国部分，困难较多，一是史料太多太散，二是国内的近代史至多写到五四，以后便属于党史研究范围了。民国仅有三十八年，但这段历史的错综复杂实在是前所未有。我已衰老，窝居斗室，信息不灵，只能‘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又说：“《中国妇女儿童史》已校完初稿，有四十多万字，还需校对两次，一次至少须一周。因有四十多万字。现在电脑打字，错误较多，校一遍非常吃力。《古文观止》有七百页，近60万字，全书收古文二百二十多篇，其中我写评介较有特色者约四五十篇，译文有特色者（主要是骈文、韵文）亦有二三十篇。”                                                              
    2007年4月5日来信说：“我近来遭遇大不幸：老伴饶珍中风已四月。她年八十六，……右边手脚瘫痪，大小便不能自理。幸而几个儿女都已退休，日夜轮班照顾。我气喘加剧，有段时间根本不能写作。……我几乎天天要输氧，收费8元，可用一次或两次，儿子隔天骑单车去灌。在这种情况下，我断断续续地，总算把中国近代史的晚清部分写完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只写到义和团，约30万字。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70万字，我比他们字数少，有些新材料新观点。……《中国妇女儿童史》约四十四万字，已排版。”                                                    
    2007年5月17日来信说：“我现在已把《中国近代史》上册付排，大约17万字。大约再有一月即可出清样，也许两月后即可出书。《中国妇女儿童史》因有重要补充，局部改排。”
    2007年10月8日来信说：“目前尽力把《中国近代史》下册写好，如果我明年还能写，我就坚持下去，写《宋元明清史》。再有一年至两年，即到九十岁或九十一岁，完成《简明中国通史》，共五册，连同《中国妇女儿童史》，就是六册。”                                                                                                               
    2008年9月29日来信说：“我今年进九十岁，老伴八十八。她中风偏瘫已两年，不能说话，须日夜轮班照护。我患糖尿病、肺气肿，气喘很厉害，又患腰椎骨质增生，两腿麻痛，出门要坐轮椅，今年已住院两次。这次住院一个多月，前日才回来。从今年以来，我精力日衰，尤其是气喘得厉害。《民国春秋》一书也只好半途搁笔。”
    2008年12月1日来信说：“我最近下了决心，终止《民国春秋》的写作。原计划写十四章，现在只写成了九章，其余五章，有一章接近完成，其余都有部分写了，但我确已有心无力，只好把这九章付排，准备印一二十本，送给亲友作个纪念。”
    2009年3月15日来信说，他夫人已于2月1日去世，并寄来了《民国春秋》一书。按原计划，该书尚有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章共5章未写成。他确已无力写下去了。从写成的9章目录来看，很有特色，使我耳目一新。如果全部写完，并能公开出版，将会有很大影响。他也在信中说“我这本书虽未完成，但自信有些部分很有特色。……只能希望老友朱正是否可与我合作，补写完成。”
    从他的这些来信中可以看出，他晚年的志向是何等远大，写作过程又何等艰辛！

                                  为了使人更聪明
    谌震所著以史书为多，写史书的目的是什么？他半世坎坷，年逾八旬，什么名利、享受，他早已如弃敝履。他要继续追求的只是真理。他“为什么在耄耋之年挑起这副重担？这基于他对史学的认识和忧虑。”③是在奉献社会，是为了使人更聪明。他在所著的《中国上古史》的“导言”中说：“历史是一门大学问、大智慧。”他引用我国当代历史学家黎澍的话说：“真正重要的是，我们从历史上能够领悟到许多东西，帮助我们打通走向明天的道路，我们的一切是为了明天。历史学之所以是一门有益的科学，就因为他能使人聪明，增强预见明天的能力。”④
    谌震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过去”走到现在又向“未来”走去，我们这辈子最多能够亲历一百年左右的历史，但我们从史学中却可以了解过去几千年甚至几十万年的历史。我们对过去了解得多，了解得比较正确，那么，我们就能较好地把握现在，创造未来。他认为历史学就是要“尊重历史，就是要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的真实，接受历史的教训，为最大多数人谋取和平和福利。因此，历史学不仅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而且是维护世界和平之动力。”⑤他觉得必须十分尊重历史。“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当诚实地对待历史，并且鼓励文化界就历史学进行自由的深入的探讨，并以生动活泼的各种方式普及历史知识，帮助民众多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明辨方向。”⑥
                               富有新意的“简明中国通史”
    谌震所著的多部历史著述统称为“简明中国通史”。它的最大特色，一是简明，二是纠错。即敢于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历史著作的谬误进行大胆批判，或纠正前人的若干误解。对于前人的一些失误，力图在自己的著述中加以阐明。同时，能融汇百家之言，汇集新观点新史料；能把中国史与世界史沟通起来，进行中外比较和反思；能关注妇女与儿童的历史，以唤起人们对妇女儿童问题的相当重视；且兼之以对科技成果的叙述和注重历史人物的评述，因而显得活泼，不说空话，故事性强，给人耳目一新。尽管这套“简明中国通史”还有待完善，但“已给史学界吹来一股新风。”          
    谌震认为，史学在中国存在两个极端，即极端尊重和极端不尊重。前者指的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三千年历史记载的国家，历代都很尊重；后者指的是历代都有篡改历史的事例。他认为在古代史中，史官大多站在帝王的立场来写史。因此无法摆脱梁启超所揭露的“四病”，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谌震列举古代史中，“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不是那么一回事。《春秋》实际上是鲁国史官作的历史记录，孔子加以整理，往往并非据事直书。如晋国的一个国君叫晋灵公的，要杀他身边的好官赵盾，赵盾逃跑了，而赵盾的弟弟赵穿一怒之下把晋灵公给杀了，而赵盾回来立君执政了。可是史官董狐却写为赵盾杀国君（“赵盾弑其君”），而赵盾自己也同意这样写。后人历来都把董狐誉为“良史”，这是不恰当的。再如，西晋的“八王之乱”之说也不合历史实际，实则为“六王之乱”，等等。他盛赞司马迁、梁启超等一批史家、学者的治史态度和求实精神。                      
    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中，不但分期混乱，而且“作伪也很严重”。从二十世纪中期起，中国大陆史学陷入了两个误区，一是强调“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二是用斯大林的“社会发展史”模式来硬套中国历史。他曾经几次撰写杂文在报上发表，批评我国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包括八教授的《中国革命史》中的错误。他曾指出了2001年高考史地试题竟有5题出题错误。
                           自出心裁的《新译新评古文观止》
    2007年5月，我收到他寄赠的新版《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和一篇短文《我怎样翻译古文》的手稿，我即在电脑上边打字边琢磨这篇短文，很受感动。原来翻译古文是那样不易，也有各种版本。我看了深受教益。他在短文中写道：
    有位朋友在中学教书，他告诉我，现在中学生有三怕：怕作文，怕文言文，怕周树人。我听了很担心：如果中学生怕文言文，以后的古籍还有多少人读？中国的传统文化又由谁来继承和发扬？由此想到，如何把文言文译成优美的白话，使中学生能够由怕文言文变为不怕文言文，甚至还能感到兴趣，实在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早在十年前，老友钟淑河兄介绍我为一家出版社翻译《古文观止》，后来因上级主管以“主题重复”为由加以否定，书已排好，却不能出版。直到2002年，我才自费印了几百本，得到一些朋友的鼓励和指正。去年我又重加修订，出了新版。书名定为《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就译文来讲，我是下了功夫的，因此有点经验可以和学术界交流。
    这十年来，我参考过好几种《古文观止》的白话译本，觉得有个通病，就是只注意译文的“信”和“达”，而忽略了译文的“雅”。因此多数译文只是转达了原文的意思，而失去了原文的美。古文的美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简洁，译成白话就往往显得冗长、拖沓。古文讲究气势、音韵、对仗，这些方面就更被译者忽略了。我的译文，则尽可能简洁，尽可能保持原文的风格甚至原文的语句。例如：“唇亡齿寒”已是大家熟悉的成语，何必译成“没有嘴唇，牙齿就会受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本是传诵千年的名句，也不难懂，何必译成“满天的落霞和孤寂的野鸭，仿佛齐起飞行；碧绿的秋水与蔚蓝的天空，好像融成一色”？
    谌震认为，现在中国有个潜在的危机，即青年与传统文化距离越来越远了。我们决不能复古，也决不能空谈祖国昔日的光辉。但我们必须知古，发扬古人的精华，批判古人的糟粕。因此，一般人应当对古代文化有所认识，更应有一批学者能够钻研古籍。所以文言文的注释和教学都很重要。他在赠我的《新译新评古文观止》的目录中还圈定了“评介较佳”的文章，有：《子产论政宽猛》（左传）、《召公谏历王止谤》（国语）、《货殖列传序》（司马迁）、《五柳先生传》（陶潜）、《原道》（韩愈）、《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韩愈）、《桐叶封弟辨》（柳宗元）、《岳阳楼记》（范仲淹）、《袁州州学记》（李觏）、《朋党论》（欧阳修）、《醉翁亭记》（欧阳修）、《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六国论》（苏辙）、《信陵君救赵论》（唐顺之）、《吊古战场文》（李华）、《阿房宫赋》（杜牧）、《进学解》（韩愈）；“译文较隹”的有：《卜居》（屈原）、《归去来辞》（陶潜）、《院记》（王禹偁）、《岳阳楼记》（范仲淹）、《醉翁亭记》（欧阳修）、《秋声赋》（欧阳修）、《祭石曼卿文》（欧阳修）、《前赤壁赋》（苏轼）、《后赤壁赋》（苏轼）、《瘗旅文》（王守仁）。足见谌老做事的细致和深厚的古文造诣。
    与谌震在“永安大狱”事件中一同被捕的老友、教育家李品珍看了新版《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后，曾以《为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搭桥》为题写了书评，指出：“《新译新评古文观止》一书的译文力求信雅达，能够传达原文之美；评介力求思想性和文学性，能对现代读者确有启发。他列举了多篇评介的新观点新认识，可能有所启发：如《桐叶封弟辨》这篇文章说的“桐叶封弟本来是个小故事，但因为挂上了圣人周公这块招牌，影响就太大了。本文指出其两点荒谬：一是神化君主，君主仿佛总是代表天意的，他‘金口玉牙’，哪怕是开个玩笑，也是‘圣旨’，也硬要兑现沒商量。柳宗元大喝一声：不对！君主说话也要明辨是非，错了必定要改，哪怕改他十次也不为过。臣子对君主不能光拍马屁，更不能替君主文过饰非，替君主出馊主意，将错就错。再一点是教育方法的谬误。周成王登位时才十三岁，周公以叔父的身份教育他，怎样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本文认为，一方面应当教他公正爱民，同时也要让他有宽松的环境，边学习边游戏，渐渐学会自我教育和自我控制，能够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而不应要求太急管理过严，只要大体上合格就行了。如果过急过严，反而会压抑他的创造性，甚至会引起他的逆反心理，那就难以挽救了。恰恰在这两点上，我们觉悟太差，走的弯路太长了。现在的亿万中小学生多为读书而苦恼，不就是违反了本文所说的‘从容优乐’而导致的恶果吗？”
    在我看来，《新译新评古文观止》不失为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我以为，这样好的书，应由中央级别的出版社出版，更有影响力。于是，2007年夏，我在北京曾为其联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语文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三联出版社、北京王府井商务印书馆、北京中华书局等6家出版社，但都没有成功，很是抱歉。但他并不以为然。他在2007年10月8日来信说：“古文观止的事，暂时就这样搁下罢。‘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或许哪一天突有机会降临，也未可知。只要我此书质量过硬，老兄努力终究不会白费的。”
                                                     （2009年4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