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前，中共东南局文委领导人邵荃麟委托王西彦到永安开辟抗日文化宣传阵地。在王西彦到永安之前，邵荃麟交代了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要团结人民大众，包括各界爱国人士，努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指示要尽可能利用国民党的刊物，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40年4月，改进出版社《现代文艺》月刊创刊。黎烈文作《发刊词》说：“抗战后，很多人在喊着文人下乡与文化到内地去，不过却依然局促于少数大都市，如重庆、桂林、香港、上海，很少有人想到在东南前线尚有一片如此广阔的土地！……我们抱着‘雪里送炭’的苦心，想以微薄的力量，尽可能地补救于万一。”

　　《现代文艺》由王西彦、章靳以先后任主编。该刊始终得到邵荃麟的全力支持，最初几期稿件大部分由邵荃麟组织，从浙江寄来。它是改进出版社战斗性最强、艺术性较高的刊物。黎烈文对王西彦的工作很支持，除在组稿与发行工作方面出力外，还亲自动手写文章，发表了几篇很有见地的短论和译作。《现代文艺》“以‘雪里送炭’的苦心”，竭尽全力实践着“人类精神最伟大的鼓励者和创造者”的事业。“保留了一个伟大民族在苦斗中的血肉与呐喊。”《现代文艺》以较多的篇幅发表进步作家或共产党员作家的作品，诸如维山（冯雪峰）、张天翼的论文，艾青的诗，邵荃麟、聂绀弩、骆宾基、艾芜的小说，巴金、李广田的散文。还有葛琴、碧野、司马文森、艾青、臧克家、厂民（严辰）、高岗、彭燕郊、邹荻帆、林淡秋、蹇先艾、章靳以、许杰、欧阳凡海、石滨（卢茅居）、许天虹、陈占元、万湜思、荒烟的小说、诗歌、散文、通讯报告、论文、译著、戏剧、木刻版画等作品。《现代文艺》先后发表了中短篇小说80多篇，最引人注目的是邵荃麟的《英雄》、王西彦的《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等。散文60多篇，新诗100余首，通讯报告40多篇，外国作家作品评介30多篇，在文艺理论上也有突破，作出了贡献。

　　由于《现代文艺》以较多的篇幅发表了不少当时进步作家，有的还是公开或半公开的中共地下党员作家的作品，黎烈文熟悉这些人，知道他们的来历，发表他们的作品，虽不全无顾虑，却敢担风险。例如在发表邵荃麟的四幕剧《麒麟寨》、艾青的诗歌《兵车》、王西彦的小说《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谷斯范的小说《至尊》和唐弢的杂感《株连草》后，就不断地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指责、控告。黎烈文总是默默承受着责难，而对出版社的同仁却真诚保护。所以《现代文艺》从创刊到停刊的二年多时间内，风波迭起，国民党顽固派把它视为眼中钉。如创刊号上邵荃麟的中篇小说《英雄》，就被省保安处长黄珍吾指控“妨碍役政”，说出版社有共产党在活动，要查封《现代文艺》。事情闹到省主席陈仪那里，陈仪便把黎烈文找了去。幸好按照邵荃麟的指示，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万湜思的一幅《蒋委员长慰劳出征军人家属》的木刻画。黎烈文向陈仪解释《英雄》并没有“妨碍役政”，而且以万湜思的木刻画报作为反证。陈仪点点头表示同意。后来黎烈文对王西彦说：“《英雄》这篇小说确实写得不错，应该发表，不过今后要多加小心！好在这一期登了《蒋委员长慰劳出征军人家属》的木刻，我指给陈主席看了，他点点头，就不再说话。不然，出了本创刊号，怕就出不成第二期了。”（注12）★又如《现代文艺》第五卷第1期刊登了蒂克的小说《秦淑的悲哀》，描述一个女大学生为了搭乘便车，被司机骗到一个小旅馆强奸的悲剧。这也触痛了顽固派的神经，煽动司机工会闹事，向编辑部施加压力。

　　为了配合“旧社会的改革和新理想的实现”的宣传，黎烈文翻译了一些具有较深刻的社会思想的作品，如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乡下医生》等，宣传理想社会。

　　《现代文艺》创刊后，共出版33期，其发行量高达一万份，为当时发行量较大的刊物之一。1942年12月停刊。其“编者语”指出：“（本刊）创刊以来，备受读者欢迎，第一卷各期印数仅三千份，转瞬即销售一空，致使多数读者有向隅之感，纷纷请示再版。”

　　《现代文艺》还编辑出版了《现代文艺丛刊》。这套丛刊以六册为一辑，共出了3辑18册。其中有邵荃麟的《麒麟寨》（剧本）、葛琴的《生命》（中篇小说）、聂绀弩的《夜戏》（短篇小说）、艾芜的《杂草集》（杂文）、唐弢的《劳新辑》（杂文）、黎烈文的《第二帝国的士兵》（长篇翻译）、陈占元的《马来西亚的狂人》的长篇翻译等。

　　培植青年一代，鼓舞民众

　　1939年9月，改进出版社从省教育厅接办了“现代儿童”月刊。它是一份少年儿童通俗读物，先后由张文郁（朱力）、葛琴（允裴）、柯咏仙（静林）、许粤华（雨田）、郭风（郭嘉桂）任主编。它的栏目众多，趣味性浓，常常报道抗战时事新闻、英雄传记等，对厦门市儿童救亡剧团的活动也曾做过连续报道。其“儿童创作”栏目每期都发表4篇以上少年、儿童的作品，引起少年写作的兴趣，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1946年月7月终刊于福州。

　　1939年11月改进出版社从省教育厅接办了《现代青年》月刊，出新一卷第一期。该刊先后由卢茅居、卓如、倪师坛、杨昌辉、陈培光、赵家欣任主编。《现代青年》针对青年的特点，设了“卷头语”、“中国与世界”、“科学知识”、“自学指导”、“抗战与青年”、“史地常识”、“青年文艺”、“青年修养”、“青年信箱”等栏目，以“满足其旺盛求知欲望”，“补学校教育之不足，或给失学青年以业余的进益”。其“青年园地”栏目先后发表了八十多位青年作者的一百多篇作品，增强了广大青年写作的兴趣，受到青年朋友的普遍欢迎。1942年10月15日出满三卷后停刊。

　　1940年1月改进出版社从省教育厅接办《战时民众》，为半月刊，由姚勇来主编。1941年9月改为单行本。主要撰稿人有沈嫄璋、徐君梅、达仁、蔚青、赵芷厂等。它的内容通俗，很适合民众口味。先后辟有谈话（后改短论）、好事分析、抗战故事、现代知识、民众茶馆、谜语、诗歌、木刻等栏目，尤宜于对广大农民的宣传。1940年4月编辑的《讨汪特辑》，挞伐汪伪之流投降卖国行径，在民众中产生较大影响。

　　1940年2月改进出版社创办《战时木刻画报》半月刊（后改月刊），由江则明、萨一佛主编。1941年9月改为单行本。它是一份通俗画刊，以抗战为主要题材，发表木刻画、连环画、故事画、漫画等作品，内容生动形象，深受群众欢迎。1943年11月5日永安最后一次遭日机大轰炸，街上血肉横飞，一片火海，惨不忍睹。对此，画家萨一佛在街头巷尾实地画了100多幅写生画，覃子豪配诗，携往全省各地展览，形象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残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大大激发了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敌情绪。

　　抗战中期，陈仪被调往重庆，刘建绪继任省主席。黎烈文虽仍受刘信任，但出版社工作却处处受到国民党省党部、宣传部的牵掣。一些投枪式的杂文被审查机关抽掉，或大加删改，或禁止发行，或勒令停刊。起初，他们在被抽文章的版面印上“缓登”二字，以示抗争，这种办法用不了几次，即被禁止。黎烈文就只好要求作者们将文章尽量写得“含蓄”、“朦胧”一些，以蒙过审查老爷的眼光。

　　抗议苏联不夠朋友

　　早在1930年留法期间，黎烈文曾为中国左翼作家机关刊物《世界文化》撰写过介绍苏联工农业方面成就的文章，对苏联加以赞扬。但是，到了1941年4月间，苏联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签订所谓“苏日中立协定”以后，他对苏联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因为签订“苏日中立协定”时，在双方共同发表的宣言里，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滿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注13）★对此，作为一名“具有独立思想”的民主爱国知识分子的黎烈文，自然会引起极度的不满。

　　黎烈文在改进出版社的三个主要刊物上发表了《我们的抗议》一文。（注14）★指出：这次苏日协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妨碍中国的领土主权。此时，日本侵略军正在各条战线上加紧进攻，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四个年头，正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我们正以全民族的力量，忍受空前未有的艰苦与牺牲，进行神圣的抗战。我们的最后目的，是要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收复国土，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进而维持国际正义，保全世界和平。但是，曾经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友邦苏联，却忽然和我们的民族敌人签订协定，并以一个“中国之友”的身份，竟然公开表示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并用来换取对方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作出同样的尊重，的确足以伤害中人民的感情。在做法上颇有些“分脏式”和“卖友式”的嫌疑。“这种只顾一时的国际利害，自毁立场，而以中国为牺牲的卑污行为，我们只有鄙弃，只有愤怒！”“这对于正在进行抗战的我们，对于被侵略的我们，对于一切以苏联为友的我们，对于爱护自由正义的我们，不能不是一种侮辱，一种背信的行为。因此，对于苏联此举，在此大声喊出我们的抗议！”（注15）★

　　在《现代文艺》发表《我们的抗议》之前，黎烈文和王西彦曾经对苏联及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种种弊端及《苏日中立协定》等问题进行过一翻探讨。王西彦说：“特别重要的是，在我的脑子里也存在着和黎烈文相同的看法，觉得批评苏联那种引人迷惑的外交策略究竟不能和反共立场划等号”。黎烈文“对苏联这种机会主义的外交策略的确是不满的，还由此联系到他在上海时期介绍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AndreCide）作品的往事。纪德曾经一度倾心于建立起新制度的苏联，满怀热情地访问了这个国家。可是他的苏联之行却使他于1936年发表《从苏联归来》一书，对苏联持批评态度；接着又于次年发表《从苏联归来修订》一书，坚持并重申这种态度。因此他遭到包括罗曼．罗兰这样的作家在内的人们的激烈攻击甚至辱骂。但黎烈文在1937年5月间所出版的一本翻译文集里，不仅收入好几篇纪德的作品，还借用了这位作家著作的名字《邂逅草》来做书名，并在‘前记’里写道：‘明知这位忠于良心的老人，最近在一本小书里，对于他所寄予同情的国家，有着若干苛责，因此引起了许多反感，看情形象要倒霉的样子；但我读纪德的著作，既远在世人哄传一时所谓‘转向’以前，现在也就不能因为这再度哄传一时的另一‘转向’而失去对他的钦敬。’在当时的那种情况里，他却称纪德是‘忠诚自己良心的老人’，并且表示自己不愿为此‘而失去对他的钦敬’，就明显地表露出他那种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面貌和立场。他对《苏日中立协定》的不满，根源就在这里。”（注16）★

　　然而，《我们的抗议》在社会上的影响却是负面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欲千方百计想摆脱人们对皖南事变的谴责，《苏日中立协定》就适逢其会地成为他们攻击共产党的一条理由；在这个关口上发表《我们的抗议》，自然将招致进步阵营方面的惊讶和不满，至少会被认为是在某种政治压力下的屈从。意即黎烈文是听从国民党反动派指使才发表《我们的抗议》的。“很快就从桂林方面传来对这件事情（指发表《我们的抗议》—编者注）表示不满的声音，甚至影响到一些素来给他热情寄稿的朋友”。甚至，有的“自己人”给黎烈文扣上“反动文人”的帽子。黎烈文更向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他向往革命，也仅是一种雾里看花似的憧憬，并未意识到苏联与美、英、法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界限，以及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种种弊端。抗战爆发后，他为蒋委员长‘抗战与建国同时进行’的口号所鼓舞，对抗战中国家、民族的复兴寄予莫大期望。他的“文化建国”思想，正是一个民主爱国知识分子在抗战初期形势下的必然产物。”（注17）★

　　冒险掩护救助中共干部、地下党人

　　1940年6、7月，中共浙江金（华）衢（州）特委被破坏，中共中央东南局通过浙江省委通知中共东南文委书记邵荃麟紧急疏散。但邵荃麟妻子、地下党员葛琴有孕在身，北上困难；基于他们过去曾接到黎烈文邀请加入改进出版社工作的信函，于是，他们决定南下福建，地下党员杜麦青与他俩同行。他们到达永安后，入住一家高级旅馆“中南旅运社”稍息。其时，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处长黄珍吾早已接到浙江省党部协捕“共党首要分子邵荃麟和葛琴”的通报，并向陈仪作了报告，正等着陈仪批准逮捕他们。这时，黎烈文忽接邵荃麟电话，说他已到永安，要求设法安置。黎急找王西彦磋商。先由王西彦与邵、葛夫妇会见，后黎烈文立即到上吉山陈公馆向陈仪请示。王西彦后来回忆说：“荃麟同志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下党员，他是党的东南文委书记，受到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严密监视，这一点黎烈文是知道的，陈仪也决不会全然无所觉，福建省保安处更是虎视眈眈地等待下手的机会。当时正是‘平江惨案’刚过、‘皖南事变’前夕，政治形势的险恶可以想见。在未得到陈仪的表态以前，黎烈文不便和荃麟见面。来往商谈都由我居间奔走。幸好很快黎就从陈仪那里取得了‘约法三章’：一是可以留下邵、葛两人，但杜麦青须立即离开；二是留下后不能从事政治运动；三是邵、葛两人在福建范围内是安全的，一出闽境就责任自负。”（注18）★黎烈文见陈仪时，把邵荃麟的政治问题说成是一般问题，把浙江省党部对他的通缉说成是出于个人恩怨。陈仪听信其言，当即表明许可，终于使邵荃麟夫妇转危为安，在永安落了脚。陈仪为什么能够这么做呢？大概和1938年10月，陈仪代表国民党省政府和中共代表共同签订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地方协议”有关。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政治大背景下，不拘一格，大胆任用、容纳共产党员、左翼进步人士，是允许的，陈仪主政福建，这样的事也不是少数。黎烈文立即聘请邵为改进出版社编辑，并且预支给葛琴拟在改进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生命》的稿费，以此作为杜麦青（陈仪不让杜留在永安）前往安徽去找新四军的路费。为了此事，当时国民党福建省执委主任委员陈肇英就公然说黎烈文是“有名的共产党”。黄珍吾并没有就此罢休，不久，再次向陈仪请示，要逮捕“共党首要分子邵荃麟和葛琴。”黎烈文知道此事后，和王西彦商量对策，决定还是由黎烈文去找陈仪。因为只要陈仪不点头，保安处长黄珍吾就不敢下手。陈仪还是说，邵荃麟、葛琴在永安如不搞政治活动是安全的。由于黎烈文冒险巧□相助，邵葛夫妇才得以安全在永安指导并亲自参加抗战文化活动达半年之久。他们的爱女邵小琴即在此时在永安出世。

　　1941年春，邵荃麟夫妇接桂林“国际新闻社”发来要他们火速赴桂林开会的电报，其实是组织令其撤离的指示。黎烈文挽留不成，于是在城南一家菜馆给他们饯行，并为他们沿途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他特意嘱咐当时任出版社总务主任、他的妹夫张介生找一条民船，半夜悄悄送他们上了船，沿着九龙溪逆流而上，再转道长汀、吉安、南雄到衡阳，最后转至桂林。张介生后来回忆道：“他（黎烈文）当时只对我说，出版社有两个人有要事出差，半夜走，事关重要，不要让外面知道。我对妻子友元说出了我的疑点，也可能烈文对他妹妹说了，而对我保密，所以友元对我说：你别管什么事，只是慎重些就是。”（注19）★王西彦也说：“黎烈文能为被通缉的‘重要共党分子’奔走，给身处险境的共产党员安排出走，这不能不说是需要置个人安危得失于不顾的勇气，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富于良知和正义感的好品质。”（注20）★

　　黎烈文是一位著名的进步作家，同时又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出版家，是一位“埋头著作，不求闻达”的正直、民主、爱国的知识分子。抗战八年，他作为全国文艺抗战协会的理事，在山城永安默默地做了许多工作，为繁荣文化，推动抗战，作出了突出贡献，发挥了隐蔽政治身份的共产党人无法发挥的作用。他在永安的战斗业绩，是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泯灭的。

　　其胞弟黎烈师回忆道：“好在那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虽然你改进出版社有些左倾的人，但你因得到陈仪和刘建绪先后两任主席的信用，对你也没有甚么打击，你在福建的这些年，的确做了不少事，不但你唤醒了全省民众，同仇敌忾，写日军各种屠杀、奸淫、抢夺的惨状，使得民心士气，异常高昂，对抗日宣传方面，你是尽了力量。”（注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