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永安的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中,羊枣无疑是影响最大、表现最出色的代表人物。
2000年9月28日,永安博物馆馆长和笔者前往北京部队某干休所,来到林佑女士的住宅,向她征集有关羊枣的遗作。林佑女士是羊枣的儿媳,她对永安博物馆领导的到来表示非常高兴,她把羊枣的遗著《我的爸爸》一书和有关
羊枣的文章十三篇悉数捐给博物馆,表达了羊枣家人对羊枣最后战斗过的地方——永安的崇敬和尊重。
羊枣真名叫杨潮,1900年出生于湖北省沔阳。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1919年因参加“五四”运动被清华学校开除;1922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在铁路部门任职;20年代从事音乐戏剧活动,30年代初期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同鲁迅等“左联”同志并肩战斗,1933年经周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是在上海租界地区坚持斗争,再转到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新闻评论和抗日文化工作。1944年夏,羊枣被派到福建临时省会永安,在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并兼任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高级职员。在永安期间,他编辑了《国际时事研究周刊》。羊枣丰富的学识,广博的才华,缜密的分析,都在这份刊物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撰写的《从莫斯科到欧洲》、《从柏林到东京》等评论文章,精辟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具有准确性和前瞻性,被读者传诵一时。《国际时事研究周刊》一下子成了东南沿海地区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个刊物。凭藉此刊物,羊枣也奠定了他为中国军事评论家第一人的地位。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风度儒雅、才华横溢的名记者,突然间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他的名字不幸与一桩冤狱联系到了一起。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当局利用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派人到浙江与新四军联系一事,大作文章,在永安展开了大逮捕,抓捕了共产党员及进步文化人士29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事件。该事件被称为“永安大狱”或称“羊枣事件”、“羊枣之狱”。羊枣在事件中被捕入狱,虐待致死,由此引发了国内外人士对国民党当局的一片抗议浪潮。
羊枣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实质上是出自国民党对共产党骨子里的害怕、恐惧。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的展现,国民党觉得国共两党在战时达成的统一战线,已没有必要小心地维系下去,抢夺胜利果实的时机已经到来。适得其反的是,政府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加速了知识分子的离心力,他们对这个黑暗腐败的政权已不抱希望,纷纷投向共产党。正如柳亚子先生在《听了杨潮先生噩耗之后的悲愤》一文中所说:“中国是一个缺少人才的国家,饭桶们都爬上了高位……但同时又是一个极摧残人才的国家,像杨先生这种人,而使之以莫须有的罪名,禁锢虐待,含冤抱屈而死,这不是跟国家民族做对头,还是什么呢?”
《我和爸爸》的作者是美国作家克拉伦斯·戴,羊枣在狱中囚禁时译出。但他没有等到该书的出版就与世长辞了。该书于194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