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年县委书记、县长值得汲取的十大典型案例教训
■ 特权思想的受害者：带团“冲关” 邵东县长受处分
11 月 12 日，湖南邵东县为学习考察湖南省及广东、广西等地工业园区建设、城镇规划与建设、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社区工作和城镇交通管理等方面先进经验，组成了由多名县主要领导，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和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党政考察团赴外地考察，经广西桂林返回湖南邵东时经过广西桂林市灵川县、兴安县境内的两个公路收费站时，拒绝按规定交费。在受到收费站管理人员阻拦及交警处理时，殴打收费站管理人员和交警，强行冲卡。据悉，湖南省邵东县党政考察团广西冲卡事件后，引起了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三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 根据有关纪律规定，邵阳市委决定，对相关责任人做出严肃处理：给予带团的邵东县委副书记、县长谢爱明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责令和此事相关的其他干部分别向市委、县委写出深刻检讨。 邵阳市决定在全市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和公安等执法部门中开展作风大整顿，纠正特权思想和衙门作风。
点评： 从一些政策层面来看，我们长期反对的特权车、特权制服和特权做法虽然在局部有所抑止，但总体上没有根本改观，滋生一些恶性事件也不是偶然的。邵东县领导干部没有从过去发生的恶性事件中吸取教训，得到警示，反而“霸道逞强”，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总结和反思。
■ “穷人摆阔”：万源“追星”书记受处分
今年 9 月，多家媒体报道了四川万源在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 70 周年活动中“使用公款追星”，并用“红头文件强行摊派购买门票”的情况，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四川省纪委会同达州市有关部门迅速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了调查。近日，四川省纪委发文通报了对“万源追星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万源市委书记林朗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四川省纪委在通报中指出，这一事件暴露了有的领导干部在执政理念和作风建设上的偏差缺失，教训深刻。
点评： 四川万源“公款追星”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穷人摆阔”，充分暴露了有的领导干部在执政理念和作风建设上的偏差缺失，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但是，如果仅仅把这次事件归咎于“穷人摆阔”，还不足以说明当前一些地方领导在执政理念上存在的种种偏差。试想，财政穷县不能摆阔，财政富县就可以例外吗？因此，违反财务操作规定乱用公款才应是“万源追星”的病根。
■ 截留中央资金：盂县受到党报批评
近几年来，各地由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进行，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但由此使乡村各项事业经费严重紧缺，埋下了很多潜在性问题和矛盾。《人民日报》 10月19日刊登记者就一封群众来信反映的山西省盂县县乡政府违规截留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一案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国务院为了减轻农民负担，2003年拨付给山西省盂县转移支付资金1511万元。但是盂县政府却置中央、省、市相关规定于不顾，擅自截留挪用379.4万元，各乡镇也基本按25%左右的比例截留，加重了农民负担。
点评： 盂县采取各种形式截留挪用转移支付资金的问题绝非个例，而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甚至在很多地区都已变为一种“潜规则”。这种行为的直接后果不仅是一起严重的违纪违法，而且变相加重农民的负担，阻挠税费改革进一步深入，负面影响很大， 打击农民参与税费改革的积极性，严重阻挠了改革的步伐。
■ 守土失责：开县政府推卸不掉的重任
遭遇特大洪灾，是任何人也不愿看到的，但让灾害减少到最低程度，不仅是每一个人所希望的，也是政府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最能体现政府执政能力的时候。 9 月 4 日，一场特大洪灾突袭重庆开县，一夜间，全县 55 个乡镇全部受灾，老县城全部进水， 8.7 万人被洪水围困，约 8000 人需要紧急救援。但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在开县洪灾中，几个重要环节的失误，让开县对即将来临的洪水猝不及防。一是天气预报雨量不准。这次开县洪灾最让人吃惊的是预报降雨量和实际降雨量之间的悬殊。对此，中央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杨贵名也承认说，对于具体地区强降水的准确预报，在世界范围都是一个难题。二是预警链条断裂。尽管是一个保守的预报雨量，如果认真对待，这个信息还是包含了一定的警告。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在政府部门系统内部的信息传递中又遭遇忽视。三是防汛体系基础建设不健全。一方面是该县的警力配置远远达不到标准，平日的投入不足在这个时候凸显。另一方面是报警基础设备十分短缺，据开县有关负责人表示，最起码城里面以后应该安一些警报器，像防空那种，一叫就听得到。
点评： 经受特大井喷事故考验 9个月后，重庆开县又一次遭受200年不遇的特大洪灾。该县县委书记蒋又一的体会最深刻。当回首这两大突发事件时，他感触颇深：情况瞬息万变，局面错综复杂，事情千头万绪，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虽然这次特大洪灾中天气预报不准确实影响了救灾，但相关部门的“不作为”或者所谓的疏忽最值得深刻反思。
■ 社会毒瘤的贻害 ：涟水县委副书记私驾公车撞死学生被免职
11月2日，江苏涟水县郑梁梅中学高三学生被一辆黑色帕萨特轿车从身后将他撞飞，并当场死亡。引人注意的是，撞死肖轼的车竟是涟水县委的“苏HN0011”号公车，而驾驶该公车的人正是涟水县委副书记侯继海，更令人发指的是侯继海撞人后并没有停车。涟水县委日前证实，侯当时“私驾公车”是要去淮安市给父亲祝寿。11月17日，侯继海被淮安市委正式免职。但是，被称为社会肿瘤的“私驾公车”现象能否就此绝迹呢？县委也认为此事教训极为深刻。涟水县委办和政府办联合发出通知，要求该县各乡镇党委、人民政府、县委各部委、县直属机构、县直各事业单位，必须带头严格执行公务用车管理规定。
点评： 县级领导使用公车，没有放在正常工作上，而是为私事奔忙。出车没有得到正常审批，而且造成了人命官司，其主要原因就是放纵了对领导干部的严格管理，值得各级领导重视。
■ 政府办节劳民伤财：盱眙龙虾节受到批评
盱眙是江苏省贫困县，当地有一项特产就是小龙虾。从 2001 年开始每年夏季都要组织龙虾节活动，借以发展经济，提高盱眙知名度。这本来是件好事，但龙虾节越办越大，花费则摊派到各企事业单位。前不久，央视《焦点访谈》连续接到群众来信反映这一问题后进行报道说，该县一位副县长号称龙虾节县政府不花一分钱。但调查发现活动的开销除了部分广告和企业赞助外，一个重要的渠道本当来自于门票收入，因为这些高价票主要是给客商准备的，而实际却是由活动下发组委会计划书认购，那些没有能力请到客商的单位只有自己消化门票了。据悉，通过对盱眙县民政局、教育局等八家单位随机调查，其中七家单位的总票款约计 14 万左右。通过这个数额可以对六七十家企事业单位购买龙虾节门票的总钱数估算，大概在 150 万左右。
点评：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各地在发展经济中的过程中经常采取的办法，特别是对内地一些贫困县来说，通过类似节庆活动提高当地特色产品的知名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但知名度也是把双刃剑，舞好了，可以给县域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多机遇，舞不好，反而可能带来负效应，破坏地方政府形象。
■ 地方保护“旧病复发”：金塔县不许棉花外销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各地掀起了执政能力建设高潮，并取得一定的实效，但据 2004年10月25日的《人民日报》报道，甘肃省金塔县政府强迫棉农将棉花低价卖给本地的收购企业，为此，甚至设立关卡封闭市场。据悉，今年外地棉价都已经到了每公斤5.7元、5.8元，金塔县政府却将指导价定为4.2元，并且不准本地棉花外销。县里还抽调了100多名干部到各个棉花收购点去监督检查，并且动用了工商、质检等部门，在公路上设下关卡，见拉棉花出去的车就拦，要其必须当天就把棉花卖给本县的棉花加工企业。棉花的收购价格低，县上又不准往外拉棉花，棉农们很伤心。
点评： 金塔县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强行分割完整的棉花市场，甚至设关卡封闭市场，破坏了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是一种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做法。 该县政府没有从政府执政理念上、从企业竞争力上、从农民的市场主导地位上做文章，没有充分利用市场这双“无形的手”，而是沿袭旧的一套，利用政府“有形的手”干预正常的市场规则，与 提高驾驭市场能力建设要求背道而驰。
■ “ 强拆”书记被调离：无私但必须有畏
嘉禾事件已经告一段落，但对事件本身的思考远远没有结束。原嘉禾县委书记周余武对嘉禾事件进行了深刻反思。其中反思较为沉重的一句话是：无私也要有畏。周的原话是：反思“嘉禾事件”，我的一个教训是无私要有“畏”，对待党纪国法要“畏”，对待群众监督、组织监督和舆论监督要有“畏”，对待人民群众维护自己利益的决心要有“畏”，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
点评： 周余武对于各县区干部是面镜子，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周是认真地从思想深处挖掘了所犯错误的根源的。而且，这句话对于县区干部而言，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可是在现实中，似乎从形式到内容，干部的权力是上一级部门赋予的，很少能感觉到“民”的分量。嘉禾事件从反面说明，正是因为当时嘉禾县委无所畏惧，才敢做出一系列违宪决策，才敢越位行政。
■ “红头文件”打架：县级领导如何执政
2004年9月21日《新京报》一篇报道轰动全国。在县委书记好榜样焦裕禄同志曾经工作的河南省兰考县，竟然出现了层层截留、“扣除”、“抵顶”、盘剥受灾群众“救命款”的恶劣事件。而这笔钱是胡锦涛总书记亲自过问与安排的专项资金。报道说 这些扣发下来的款额 被 各乡镇用来“抵顶”了农民拖欠的农业税 。因为 豫财办明电（ 2003）60号“内部明电”中有这样一句话：“对欠交农业税的农民，冲减其尾欠税款，待此次减免工作结束后，将正税解交入库。”显然，兰考各乡镇用减灾款“抵顶”农民拖欠农业税的做法很有依据。他们认为：农业税是农民应尽的义务，每个农民都应该缴纳税款。如果农民欠缴农业税，就可以从减灾款中扣除。
点评 ： 兰考的官员们无疑是在照章行事，但是 财政部明文规定：“各地要加强管理和检查，不得截留、挪用或抵扣农业税灾歉减免资金”，怎么就可以不理不睬了呢？ 难道当地干部不知道总书记的专门指示需要如何落实？他们为何敢于冒险，千方百计来盘剥这笔被村民称为总书记带来的 “ 救命款 ” 呢？显然就是河南省里那份 “ 内部明电 ” ，为兰考的一些乡镇政府截留行为开了口子。 谁都懂，下级文件不能违背上级文件精神，可 一些地方政府手中究竟还有多少与中央精神相冲突的文件呢？行动起来，清理这些文件并废除这些文件，这也许才是兰考事件给我们的启示。
■ 权力失控：周宁县委书记官场“腐败生态链”贻害百姓
福建省周宁县是一个人口仅 19万的山区贫困县，去年地方财政收入刚刚突破3000万元，然而这里却出了一位腰缠百万贯的县委书记林龙飞。最近，据有关部门查明，林龙飞涉案金额达600多万元，占该县一年财政收入的1/5强。在1996年—2003年间，林龙飞共提拔调整干部1000多人，收受当地党政干部、职工贿赂230多万元。想升官保位的干部都争着向他“进贡”，一些官位的价钱也到了约定俗成的地步。上梁不正下梁歪。林龙飞的一把手“表率”作用，给周宁县的干部队伍建设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致使该县一度贪污腐败成风。
点评： 林龙飞腐败案的查处，暴露出我们权力监督特别是一把手权力监督上的缺失。人事问题已成为贪官滥用权力的“热点”和监督机关监督的难点。这些一把手都是党和政府的代表与化身，他们的腐化堕落，极大地冲击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此，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相关链接] 江苏滨海县委书记唐铁飞提出：基层执政能力建设要化解“四个不适应”，推进“四个转变”
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到基层党组织能否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保持党的先进型的需要，也是坚持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要求。所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需要从化解“四个不适应”入手，致力推进“四个转变”。
一是针对基层组织执政理念上的不适应，变对上负责为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高度统一。创新基层干部的执政办法，尽快建立信访接待制度，民情巡视员制度，加强于群众联系的桥梁。二是针对基层干部执政素质上的不适应，变“传统型”、“事务型”为“现代型”、“学习型”。主要是要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增强干部的紧迫感，提高干部的各种执政素质。三是针对基层干部执政方法的不适应，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为依法行政和按客观规律办事。要做到三个坚持，一要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二要坚持用市场规则办事；三要坚持依法行政，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四是针对执政体制上的不适应，变单一固定为新颖灵活，构建基层组织建设新格局。重点考虑从改革基层执政组织体制入手，抓好农村党组织书记的选配工作，抓好支部的合理设置，抓好无职党员的管理。
结论
从“战略任务”，到“重点”、到“重中之重”，中央关于执政能力建设的思考在不断深化。形势逼人，不进则退。但在新的形势、新的任务面前，县级领导目前还存在诸多不适应，对执政能力建设理解得不够透彻，仍然局限于“旧的方法不管用，新的办法不会用”的状态，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其关键是搞执政能力建设仍采用“新瓶装陈酒”的办法，没有让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入脑入心。在具体工作中仍然按照老观念、旧作风，提高驾驭市场经济能力和依法行政能力只是喊喊口号而已，没有落实到为民执政的实际行动中去。从这些县市的反面教材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那就是当前的执政能力建设至少在县一级的个别地方还没有得以深入开展，工作做得相当肤浅，一些苗头性的事件应该引起各地警惕，需要对当地的实际工作进行一次“回头看”，认真查找问题，借鉴其他一些地方的先进工作经验，使执政能力建设真正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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