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长莺飞的仲春四月，与市客联会的前辈一起，请当地的退休老师刘维烈老先生作向导，重游了一番抗战时期吉山省政府机关遗址。

    刘维烈老先生是老师出身，自然而然地引着我们看了一圈当时随省政府机关迁移吉山的大中小学之类的教育机关遗址，在残垣废墟之中，似乎听到了六十七年前那风声雨声读书声……

    下吉山刘氏大宗祠，位于村中心，当时省教育厅借用此地办公。因是刘氏大宗祠，所以常作修缮，是所有抗战遗址中保存得最完好的一处。小院清静幽雅，略显肃穆。小小的院落进去，迎面白色矮墙上书“顶天立地，继往开来”，想必是当时省教育厅的训词。而后进入门厅，门厅正中悬挂的是迁址吉山后的第二任省主席刘建绪给吉山刘氏大宗祠所题的“绳其祖武 ”四字牌匾。侧面悬挂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所题的“明德惟馨”。通过回廊就是祠堂的中心大厅，厅内牌匾高悬，其中大部份为刘氏家族光宗耀祖的文武状元。有古人进士刘元晖，三代登科举人刘山、刘延魁、刘朝榜，有今人硕士研究生刘小明。在刘氏祠堂，整个刘氏氏家族重学兴教的渊源与抗战时期省政府主张教育抗日思想的融合，令人深思教育与家族与民族间的关连。 

    红园，雍正二年间甲辰连登补科举人恩科进士刘元辉家庭祠堂，红园是文革期间另改的园名。抗战时省立永安中学遗址。1938年从福州迁来，1946年搬走，历时7年。从第一年的不到200名学生，到抗战胜利时的700余人。在园内我们还可看到当时的传达室、校长室、教务处、办公室、教室、图书室、卫生室等办公房间。当时的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提出“笠剑学风”，要求学生们头戴竹笠身背短剑，亦文亦武，深入到乡村进行抗日宣传和教育。透过遗址，我们仿佛看到，在日本侵略者的炮声中，在这个进士园里，莘莘学子们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责任感，日夜苦读的身影。看到学子们秉烛达旦撰写一篇又一篇宣传抗日校园的文章，激发起国人的抗日爱国热情。与古人为功名利禄求学相比，这些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学子更让人敬佩。

    走进下吉山小学。幽静的校园里，两排高大的澳大利亚洋树，煞是引人注目。整个校园依山面水，满目青翠。当时的省教育厅，在吉山还创办了省立实验小学永安分校，校址在现今下吉山小学的附近。同时还创办了儿童教育馆，内设有幼稚园、儿童游乐园、儿童图书馆等针对注少儿教育的场所与设备。除了创办这些正规的让孩子受教育的学校外。在下吉山还创办了“壮丁夜校”与“民众教育馆”，是针对那些士兵与吉山乡及附近村民所办的扫盲班。刘维烈老人带我们去这些曾经是学校教室的地方一一看过。

    上吉山的一座已然破旧不堪的房舍，是1940年省政府在永安创办的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内设师范科，蔡继琨担任首任校长。1942年11月，福建音专更进一步，改为国立福建音专。这所学校培养学生的方向为“爱国第一、品德第二、专业第三”，旨在为国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音乐高级人才。

    六十七年光阴荏苒，这些遗址已被岁月侵蚀得断壁残垣，难觅当年老师们的激情飞扬与学生们的朗朗书声。但历史从不会在记忆中消失，只要你站在那方土地上，你就会感觉到曾经发生过的所有。凭吊往日的一切，无论时光如何流逝，兴学、兴教、兴国， 总归是民族大业所在。抗战时期福建省临时省会在永安达七年之久，永安的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也同样持续了七年。据考证，七年的时间里，永安的出版社有39家，新闻通迅社有4家，发行机构达15家，印刷所有19家。其间先后编发的报纸有13种，期刊杂志129种，各类书籍达到800多种，有《现代青年》、《改进》月刊、《现代儿童》、《现代文艺》、《战时木刻通报》、《国际时事研究》等。当时的出版物之多，仅次于重庆和桂林，是抗战进步文化在东南半壁的重要据点。这种浓郁的抗战文化氛围吸引了许多抗日爱国仁人志士，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热血青年投身至广阔的进步文化活动。这与当时省立音乐专科学校、省立永安中学等校园里的大批进步学生是分不开的。国土沦丧、省府失守，又岂能“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呢？“笠剑学风”与“投笔从戎”一样壮烈，彰显出一种抗日时期激进爱国青年傲视日寇的民族血性。

    抗战省会游，吉山作为当时教育机关所在地，又是科举时代进士之乡，于宗族祠堂楹联诗赋和抗战遗址简介之中，留下许多教育理念与文化思想，既有抗战时代特色又兼具唯有读书高的古训，颇值得一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