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流行歌曲《心太软》之前,我就是心太软了,等到《心太软》流行时,我已心太硬了。说来话长,我小时候的心跟冰心先生小时候的心差不多。冰心先生“小时候曾为一头折足的蟋蟀流泪,为一只受伤的黄雀呜咽”,曾为被一只小狗叨走的小鼠伤心。在我小时候,大概十岁吧,家里养了一窝小鸡,小鸡嫩黄嫩黄的,一只只都很可爱。一天,姐姐不小心踩着一只小鸡,把这只小鸡的肠子给踩出来了,一大截垂在肚子外边。这小鸡痛得“叽!叽!叽!”直叫唤,我设身处地想着它的痛苦,心如刀割。小鸡不会吃东西了,我也吃不下饭了。小鸡在夜里失踪了(肯定是死在哪个旮旯了),我难过了好些天。在永安二中读初中时,学校号召消灭四害,其中一害为老鼠。老鼠我虽然讨厌,但要我“杀生”却于心不忍。用一个永安的方言词来说,我的心是“软糍糍”的(刚做好的糍粑是很软的)。后来读了《农夫与蛇》、《东郭先生》一类的故事,才懂得毒蛇、恶狼一类的东西是不能怜惜的,于是,仿佛给心加了点钙,硬了点,狠狠心:消灭害人的老鼠。不久,因消灭四害成绩显著,得到了学校的奖励,奖品是两本书:一本是《云中的通路》,是写开辟入藏航线的;另一本记不太清,似乎是《苏尔科夫的少年时代》,又似乎是《铁木儿和他的伙伴》。在政治课上,我懂得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固然残酷,但又是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心就更增加了硬度。若有群鼠过街,我肯定是杀鼠不眨眼的。待看到乞丐伸长的企盼的双手时,我的心又软了。我读大学时,正好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我经常饿得夜里睡不着。“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直到天光。若在晚自习下课后到外面花一毛钱买一小根“全真胜利八号”(当时的广告词)填到肚子里去,这一夜便是“良宵”了。“胜利八号”是福州的名地瓜,很粉,很甜。然而,看到可怜兮兮的乞丐时,我的很有份量的一毛钱还是会跑到那伸长的手里去的。文革时“你死我活”的斗争太多了,我的心在阶级斗争中磨炼得坚硬如铁了,可是,看到乞丐,我仍善心不泯,仍会把零钱掏出来,看到银幕上穷人悲惨遭遇时还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尽管我是搞文艺的,明知故事是编的,不是真人真事。后来社会的发展有些微妙,“要饭的”不要饭,要米。饭很快就馊了,无法实现“剩余价值”。再后来米也不要,要钱。米多了携带不便,更无法拿去邮寄。“要饭的”本是老、弱、病、残者,渐渐地有了强壮的男子汉和健美的姑娘了。病、残者也假的居多,白天行乞衣裳褴褛,晚上过夜生活衣冠楚楚,白天下垂、晃荡的脱臼的手臂,也被推拿回原位而搂腰搭肩自如了。而且,乞丐(无论真假)越来越多,我也深深感到自己属工薪阶层,没有能力“解放全人类”。我的心,这才真的秤锤一般铁了,连乞丐也不再理睬了。
近闻一事令我震惊。厦门有一个四五岁的幼儿,被人贩子拐到泉州。人贩子残忍地将幼儿的手脚拗断,待手脚定型(畸形)后,将其投放到街头行乞;幼儿用那可怜相去勾引行人的怜悯之心,为人贩子创收……面对此事,我觉得我的心是太硬了。乞丐是形形色色的,我岂可“一视同仁”:一律不予理睬。我虽然不能解放全人类,但“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啊!我开始识别伪劣商品那样识别真假乞丐了。我感到是真的,就掏腰包,给几枚硬币。我还常想,极大地加强民政工作,能否让乞丐销声匿迹呢?我的心,毕竟是肉长的,硬,只是外表结了茧,内里还是“软糍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