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太小，人口太多，人生矛盾和社会纷扰则太不老少，渺渺尘世茫茫人海中的你我，要给自己、给子女一个准确的定位，恐非易事？！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首《为儿子三朝洗而作》的七绝，可能会被略懂初时诗词的朋友指责为诗人语汇贫乏，头二句竟然重复使用“聪明”这一词语，究其实此诗之妙就妙在聪明不聪明（愚且鲁）被反复运用才更能说明问题。此诗作者不是别人，而是九百多年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苏大学士。
    古今中外人们对自己的子女总是关爱有加、呵护备至，都祈望其子女聪明伶俐、多才多艺、奋发有为以便日后能成龙成风！这本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君不见现代父母从胎教始，到婴幼儿入托便费尽心思地给小孩子报名各种各样的课外才艺培训班，什么金口才、珠心算、思维绘画、各种舞蹈、各种乐器演奏、歌唱等等不一而足；直到中小学则请各种门类的名师家教，一心一意要把孩子培养成才，这一切全无可指责，只是千万别剥夺了小孩子快乐玩耍自然成长的机会，务必不使孩子丧失其童心、童真才好！
    我倒觉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北京某名大学教授（因太有名反而忘了其名）极力主张对子女顺其自然快乐成长将来能自食其力就好的教子方法，似乎也值得推崇。
    回过头来再谈谈苏轼，据明人曹臣所编《舌华录》载，一日苏轼饭后散步，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你们说说看，此中所装何物？”一婢女应声道：“都是文章”。苏轼不以为然。另一婢女答道：“满腹智慧”。苏轼也以为不够恰当。爱妾朝云回答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轼这才捧腹大笑表示认可，是因为他的确“不合时宜”。他先是上书批评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即变法），接连遭到“变法派”的打击排挤，他辗转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等地任职，苏外任十多年，吃尽了“变法派”的苦头，但是，当司马光决定废除新法时，他又唱起了反调，于是苏轼又开始不断遭到“保守派”的攻击陷害，被一贬再贬，一直贬到海南的儋州，直到哲宗死后，徽宗赵佶即位大赦，才得以“内移”，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于北归途中病死于常州，终年65岁。苏轼的“不合时宜”，使他既不被“变法派”所容，也不见容于“保守派”，后半生不断受到打击迫害，历尽磨难。苏轼的命运，也是中国历代忧国忧民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的悲惨命运，是专制制度禁绝不同声音或者反对意见的具体表现。我以为在这里似乎可以给“不合时宜”与“聪明”之间划一等号。反之，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当年的苏东坡若是一切都那么合时宜的话，他早就可以做到公卿了（也就没有那么多苦头吃了）！要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还能吟诵到《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这样的千古绝唱吗？

                                   蔡汝南    己丑霜降后重阳前作于南塔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