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从“永安大狱”中磨练
出来的文史战士
林洪通
九十征尘过时光，几度风雨作战场。
坎坷半纪克艰苦，求实三思注篇章。
岁月空度感愧疚，怨尤无心幸自量。
欣看和谐春潮涌，以人为本迎朝阳。
这是今年92岁高龄的汕头市离休老干部王一帆同志，在2005年8月17日给我的来信中所附的诗篇。他是在62年前在“永安大狱”事件中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入狱，再从“永安大狱”中闯出来的一位坚韧的文化战士。正是因为在永安被捕过，故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审查、被斗争。审问者反复追问他说：“羊枣都死了，你怎么没有死？你是怎样出狱的？”①★这样啼笑皆非的逼问，他淡然一笑，不屑回 答。如今，正当党中央作出构建和谐社会重大决策之后，再读这首诗，倍感亲切。
王一帆是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有坚强信念的文化工作者，对永安有深厚感情。他在1999年11月3日给我的来信中写道：“永安，在我一生中是最值得纪念的。在永安认识了很多良师益友，也在永安被捕入狱。三十五年后，又为永安历史一起出了点力，因此，怀念之情不已。”
抗战时期，福建战时省会永安长达七年之久的抗战文化活动闻名国内外，影响东南各省。因而曾被国民党顽固派诬为“中共发动第二次闽变”，又在日本投降前夕，暴发了永安大逮捕事件（逮捕29人，软禁2人），主帅共产党员羊枣则被虐死杭州狱中。解放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追溯查实竟沉默了31年之久。在此期间，不少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有积极贡献的文史战士，受到了审查、甚至迫害。1981年，在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伍洪祥的关怀下，追溯这一重大事件的历史渊源的艰巨工作开始了。从1981年到1995年，中共福建省委和三明、永安市委党史工作部门，组织多方人员和当事老同志，齐心协力，以求实、求正，创写真史的严格要求，艰难地完成了这一党史专题任务。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当年被囚的老文史战士王一帆，在白发如霜的垂暮之年，一直力助我们工作，为揭开“永安大狱”真相，也为永安抗战文化史的研究编写倾注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㈠ 坎坷的经历
王一帆，笔名王石林、于帆、海丁、一帆，四川中江县人。1916年生。1932年加入地下共青团。1935年春在国民党清党时被捕入狱40天，母亲病危，由家人保释出狱，母亲病逝埋葬后避往成都，经介绍入川军当文书。七七事变后，随川军到河南，后辗转京杭、皖南、江西前线，组织剧团宣传抗日。1939年9月，被上司指控为思想“左倾”而遭囚禁。1940年5月又被疑有“异党”行为被逐出军队。6月，经友人介绍到湖南衡阳力报社任记者、编辑，遂与地下党员孟月秋（即孟树德）、余志宏相识，建立了联系。1941年11月到桂林，先后在两所中学任教。1943年10月应《建设导报》社长谌震之邀，与李品珍同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任《建设导报》采访部主任兼国际版编辑。在这期间，撰写了国际时事评述文章在该报发表，影响广泛。例如，当国民党顽固派乘第三国际解散之机，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陝甘宁边区”、掀起反共磨擦时，他撰写了《国际一年》的评论文章，引述斯大林答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的复函，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并不是各国共产党的分裂，而是实施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它有利于盟国盟军的作战，有利于各国共产党按照本国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进行并肩战斗。这就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无耻滥言，消除了人们的误解和忧虑。他写这篇文章时，年仅27岁。
《建设导报》停刊后，他于1944年3月经谌震推荐到漳州任《闽南新报》总编辑。其间，又撰写了《湘桂战场敌寇的动向》、《德国的挣扎》、《向东京、柏林进军》等时事评述文章，用犀利的笔触，阐述反法西斯必胜、抗战必胜的真理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将一张恹恹若死的报纸办得热火朝天，轰动了闽南一方”。④★他于1945年3月返回永安，任东南出版社第三任经理。继承和发扬了前两任东南出版社经理李达仁、李力行的艰苦创业精神，把出版社办成重要文化阵地。同年7月在“羊枣事件”中被捕。（东南出版社被国民党反动派错认为是中共福建省委的机关单位，因此很是重视，派6个特务包围、搜查，将王逮捕）1946年4月获释，7月绕道香港转入粤东揭阳河婆中学任教。1948年春，又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并遭到追缉，他毅然将出生5个月的女儿寄养在农家，与妻子徐昭华连夜上山打游击。不久即担任中共潮汕地委机关报《团结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年追求入党的愿望终得实现。
解放后，在肃反、反右、“文革”中均受审查。从1955年开始，在极左思潮影响下，被诬为“特嫌”、“反革命”，横加“与敌为友”、“为敌服务”等莫须有罪名而被关押、批斗，强迫劳动，下放农村，直至被贬回老家当农民，以至粮尽柴光，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在1972年底的冬天上北京找党中央申诉。这段坎坷经历达25年之久。在他最痛苦时，写下两句令人非常感动的诗句：“心逐江潮奔三楚，神驰泰岳问九天。”然而，“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而是在逆境中挣扎、抗争、追求，……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于1979年得以平反昭雪，落实政策，恢复党籍和工作。这时他已是63岁的老人了，但他仍以战士的姿态，不懈地在党史工作岗位上开始了新的征程。在这位老共产党员、老文化工作者身上，深刻地表现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正直、善良、忠诚、热爱光明、献身信念、不屈不挠的可贵品质。”⑤★
他于1981年调入汕头地委党史办，任编研科长，后任中共汕头地委党史领导小组编审组副组长及成员。1983年底离休时，他已是67岁老人，但他还是担起被广东省委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写《东江革命根据地史》编写组副组长的重任。他为了征集资料，与组长陈万安教授等，访问了东江地区（即现粤东及惠州、河源的大部）21个地、市、县，经5年的多次反复研究讨论，完成了20多万字的《东江革命根据地史》一书，填补了广东党史上的空白。获得广东党史优秀研究成果奖。此外，他还独自撰写了有关东江土地革命、闽粤边、潮汕地区、特别是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等20余万字的党史资料和研究论文。
㈡ 永安抗战文化史征研的最早倡导者
1981年9月，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组一行4人，在王维、刘寒带领下，到福州征集史料，王一帆是成员之一，受到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伍洪祥的接见。在饯行的晚宴上，伍书记对他们说：“福建有一大案，已30多年了，还未落实。”王一帆问：“什么大案？”伍答：“1945年7月永安大逮捕，至今还找不到当事人、知情人！”②★王一听，激动地说：“书记，我就是当事人之一，褔州也有当事人。”时伍书记非常高兴，细细询明情况后要求王介入调研，王一帆因一时脱不开身，即推荐了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已离休的同案被捕者叶康参。不久，叶康参在出版部门主要领导人谢毕真同志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花了一年多时间，收集了早年新闻界人士对永安大逮捕事件及羊枣之死的部分纪念文章等资料，汇编成10.5万字的《羊枣与“永安大狱”》一书，于1982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叶康参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王一帆与他书信交流、研讨，两人来往信件达几十封。
鉴于党的历史屡被篡改的严重情况，如何把中共党史立准写好的严肃任务提到全党面前。党中央在1981年就要求县以上党委必须设立党史工作机构，以全面征研党的历史资料。此时，我在宁化县政府办任副主任。在这年五六月间，三明市委党史办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赵世华，已接到省委布置征研“永安大狱”这一大案有关党史资料的任务。他得知我要调回永安工作，曾两次到宁化动员我到永安党史办工作。我担心难以胜任，但难却赵世华的热心和盛意，遂于1982年9月经组织安排，我到永安党史办任副主任，随即设立了永安党史工作机构。
1983年春天，我与赵世华曾一起到福州，访问一些老同志。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际，在老同志的提示下，想到一定要请老同志帮忙方能完成任务。于是，即发函与王一帆等老同志联系，出乎意料地得到了王一帆同志的极大支持和帮助。
1983年，根据上级部署，三明和永安共同抽调人员全面征集史料。11月，王一帆在百忙中亲自来到永安，关心和指导我们开展工作。他深知，这样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这样复杂的一个党史专题，单靠一个县级党史机构一二个工作人员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完成任务的。于是他竭尽全力帮助我们出主意、找线索、作调查，并力促我们实现县、市、省三级联合工作。1983年11月22日王一帆给三明市委党史办的信中写道：“这次到永安，小住二日，进一步了解到中央及省对永安在抗日时期的革命文化活动及永安事件都极为重视。我作为当事人之一，是很感动的。永安同志和你们已作了不少工作，收集了不少材料，但要最后完成这一专题，还需要做大量工作。建议您们考虑，除组织市、县一级的党史队伍的力量外，应尽量争取离退休的当年参加活动的同志加入这一工作队伍。”
他在信中还说：“您们打算在永安举行一次党史座谈，以抗日时期党在永安的革命文化活动为中心，以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诞辰，这个设想我是赞成的。邀请一些老同志来，也有助于工作，是有意义的聚会。”并说：“你们的工作，是党的工作之一，我是全力支持的，懂得它的重要性。”此后，他写了一首七绝：
为寻旧梦访燕江，一番风雨几度霜；
当年盛迹多已杳，喜看山城换新装。
㈢ 参与策划党史座谈会
王一帆利用出差各地的机会，千方百计寻找当年在永安工作的同志接洽联系，研究、探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党史资料的征集问题。他出差回汕头后，1983年12月15日，即给三明市委党史办写了一封长信，说：“ 这次外出，在上海、长沙等地，见到了周左年夫妇、谌震等同志，对您们负担的永安文化活动专题，如何看法，交换了意见，也与在福州的叶康参同志书信交换了意见。”根据各方意见，他在信中向我们提出了如下建议：
这个党史专题的写作，可分两步走：
第一步，收集材料，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邀请少数的当事人举行座谈，座谈如下问题：
1、当年文化活动的性质、规模、发展、阶段、影响和意义。
2、党如何领导这一活动，用什么形式领导？
3、关于对黎烈文和改进出版社的评价。
4、对《建设导报》、东南出版社、羊枣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民主报》等的历史情况及看法。
5、对羊枣、谌震、王亚南、李达仁、董秋芳等进步的革命的文化人的活动的看法。
6、对陈仪、刘建绪、程星龄等人的看法。
7、对永安事件的原因、经过、性质等等的看法。
8、对这一专题的恰如其分的命题和综合撰写的意见。
为了完成上述问题的研究、讨论，由您们和永安党史办联合邀请下列几位同志开一小型座谈会，计：李品珍、叶康参、谌震、章振乾、余坚及我。小型座谈会开四至五天。意见、认识一致以后，可作一些分工，定期完成初稿，再定时间集中讨论、修改。
上述工作完成后，可以进行第二步：
第二步，规模大一点，可邀请有关人士及单位，目的在通过稿件，扩大政治影响。什么时候开就决定于第一步。
上述建议，你们研究后如认为可行，报请市委同志后，即可着手准备，定出时间，发出正式邀请。二是作好资料收集、研究、整理，为会议提供材料，以便把会开好。
根据以上建议思路和策划意见，永安党史办和三明党史办在省委党史征委会的支持帮助下，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内查外调，整理出了综述史稿，并在永安举行几次小型座谈会之后，又于1984年3月在福州东湖宾馆举行了一次中等规模的党史座谈会，均取得了可喜成果。对综述第二稿，广泛征求意见后，王一帆于1984年5月20日来信建议我们在厦门举行改稿座谈会。并把邀请对象、大体时间、会议开法等具体事项都设计和交代得一清二楚。并说：“我4月20日发病，经过半月治疗，基本好了。完成这项工作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一定尽我所能，共同负责。即使病倒，也要请你们来汕研究。” 在此期间，王一帆抓紧一切时间撰写《永安狱中记》和《永安事件中的东南出版社》等文稿，同时协助叶康参撰写《羊枣与“永安大狱”》等重点文章。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