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盛夏，骄阳当空，却不显热，我走在大街的沥青路面上并不流汗。2007年8月的一天，我前往北京东北边的天通西苑小区拜访了中国著名指挥家、原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黄飞立教授及其夫人赵方幸教授。黄飞立先生抗战时期曾在福建永安上吉山的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教书，是位积极支持抗战文化活动的热血青年教师，而其当年的未婚妻赵方幸则是音专的地下党员学生。我作为一名老党史工作者，自己的家乡就属吉山乡，这回趁在北京小住之机，拜见这两位曾在故乡的这片热土上工作过、生活过、战斗过的老艺术家、老革命、老同志感到无比幸运。

　　他们俩十分热情好客，将我迎进不太大的客厅坐定。赵方幸教授格外高兴，也许是出于对一名党史工作者身份的敏感，她不由本能地回忆起抗战时期流亡到永安福建音专读书时的生活和参加抗战文化活动的情景。她说：“我是从广东流亡到福建的，我们同来的地下党员有个五人小组，为赵方幸、余禄熙、黎绍吉（即黎民）、江士骙（即江艾）、谭庆逢（后在福建牺牲，在福州有纪念碑）。还有杨华，他没有组织关系，解放后才知道他是失去关系的地下党员。我们在学校里开展一些秘密活动，但这时最主要的还是在宣传抗日的同时，注意保存自己。我1945年1月与黄老师一起准备到东江游击区去，经过江西赣州时，曲江等地均被日本人占领，后才到龙川、海丰地区……”

　　我环视居室，客厅的周围挂满黄飞立先生指挥乐团演奏的许多大照片，客厅古朴的书架上摆满了密密麻麻的录音磁带。一架古老的钢琴和一架新式大板面钢琴摆设其间。因而客厅显得十分拥挤，并不宽畅。随后黄先生把我迎进他的卧室，室内都是书籍和录音设备。令我惊讶的是，91岁的黄教授一人使用三部电脑。当我问及为什么一人用三部电脑时，他说为了防止病毒，用一台电脑上网，另两台分别操作多媒体和其它用途。足见黄教授对音乐艺术的追求之执著和研究之精深。黄飞立教授虽已91岁高龄，但精神矍铄，行动敏捷，思维清晰，谈吐如流。他耳不背，腰不弯，全然不像一位91岁老人。

　　黄飞立在福建音专任教时，因他在教学上精益求精和严格要求，曾引起一场风波。他说：“当时国民党怀疑我是共产党员，其实我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我当时并不懂政治，只管教书。学生考试时，你是什么成绩，我就打什么成绩；你不及格，我就打不及格，决不含糊。1945年除夕晚上，学校师生举行一场联欢晚会。会上，我和一位捷克籍的小提琴教授尼哥罗夫表演了一个《上小提琴课》的滑稽小品，我扮演学生，尼哥罗夫教授扮演老师，在‘上课’时做了一些学生不会学、教师不会教的动作，完全是逗趣。年过后一个上午，我上完一个班的课，还没走出教室，突然五个学生闯进来，其中一个学小提琴的学生质问我：‘你为什么在晚会上表演那个节目？’随着不由分说便对我拳打脚踢，我只得拿起一条板凳作自卫，冲出课室。室外人多，那五个学生也散开了。我不知道我在自卫中有没有打着那些学生，但我眼角被打伤了，眼镜也被打掉在地上。许多对我好的学生都来问我情况并送我回住处。当时代理校长萧而化了解情况后，便马上出布告开除那五个学生。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日报》永安版就登出一条消息：‘音专一场风波’，大致是说我本来就有红色嫌疑，昨天在校园里学生和我辩论，我竟动手打了学生，现在省党部很重视此事云云。我当然很生气，经和一些接近的学生商量，我马上进城，先到报社找我认识的副刊编辑，因为我以前给副刊写过文章，但他对我避而不见。我又到法院，状告我被打的事（解放后有我的学生在永安法院见过我告状的档案）。由于我无法找《中央日报》申辩，我只得自己出钱在南平的《东南日报》登了一则启事，说明事实。随后国民党省党部把我和萧而化叫到省党部，气势汹汹地要我公开承认打学生的错误，我非常生气，对着那省党部官员说：‘那怕你枪对着我，刀搁在我脖子上，我都不会屈服。’萧而化则站在旁边颤抖着。后来他说了几句，大致是黄先生在音专很有影响，此事容他回去商议。回学校后，萧而化没有和我商量，就把开除学生的布告收回。”

　　黄教授接着说：“我一气之下便决定辞职离开永安。当时绝大多数同事和学生都同情我，但很多是敢怒而不敢言。平时和我经常接近的学生（解放后才知道其中有好几位是地下党员）都纷纷来慰问我，特别是那些地下党员，说国民党统治下只有黑暗腐败，劝说我到解放区去，说那边可能生活艰苦些，但心情一定愉快，因为那边进步光明。他们劝我哪怕去看一下，合则留，不合则去。我的老伴，她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我们已经相爱，一直到解放后，我从美国留学回来，才知道她那时是地下党员）。她的哥哥和她的一些同学都在东江游击区，她说可以与他们联系，派人到曲江接我和她一起到东江。我当时就决定和她一起去东江。但我们公开说是要经赣州去重庆。事实上是我们计划到赣州后就转赴曲江。我们等与东江联系好后，便离开永安。在这些日子里，我的两个学生为了我的安全，每晚轮流在我住处守夜。离开学校时，很多同事和学生都出来给我们送行。我离开学校前，萧而化已经不当代理校长。重庆方面已经派来粱龙光为校长。我曾向他告辞，他客套地希望我留下，但我去意已决。我们到了赣州后才知道，当时日寇为了打通南北交通，马上要攻占赣州，曲江已经沦陷，赣州正在紧急疏散。结果我们没有去成东江。此后是另一段经历了。”

　　黄飞立当年以一名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深切同情和积极支持音专进步学生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受到众多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学生的一致好评。直至今天，北京等地的音专学生还常到他家聚会。当年的音专学生许文辛在《音专琐忆》一文中写道：“左倾人物有缪天瑞、缪天华、曾雨音、陆华柏、黄飞立等，他们有骨气。”①地下党员学生陈宗谷在《回忆音专的战斗岁月》一文中也写道：音专“教师队伍中有郑书祥，是从香港回来的地下党员；还有教务主任缪天瑞，教师黄飞立、陆华柏等，是有正义感的，同情学生运动的民主进步人士。”②

　　黄飞立1917年6月17日出生，广东番禺人。他最早是学生物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