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月，永安市发生了一起使用金属探测仪器，窃取埋藏地下多年银元的奇案。假如要不是团伙分赃不均，引发内哄而互咬的话，此事俨然是鬼子进村、悄无声息。一伙用现代高科技的“武装”起来的盗贼们，带着他们非同一般的作案工具和所有“战利品”，全部被“请”进了市公安局茅坪派出所。
    面对这一堆刚出土不久的银元，办案人员顿时也傻了眼。各种版别、戳记的大小银元，它们的真伪、价值等，均是此次案件定性的重要依据，派出所何所长便请相关部门加以甄别。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这些品种繁杂的银元亦不甚了解，于是在下便义务地当了一回编外鉴定。
    在市博物馆办公室，面对着这批银元，经逐个仔细检查辨别后，其中有光绪年造的户部大清银币（俗称“龙洋”）、袁世凯像银币（俗称“袁大头”）、孙中山像银币（俗称“小头”）、孙中山像帆船图银币（俗称“船洋”）和英国银币（俗称“站洋”）、印度支那银币（俗称“坐洋”）、日本银币（俗称“双龙”）等，有许多银元在长期的使用过程，被钱庄、商铺打上多重戳记，按收藏的行话来讲为“烂版”。所有银币经鉴定，品种有清代、民国、外国银币，均为真品，按照当时的市场行情，全部价值在4000余元左右。
    永安人从清末开始，便开始接触和使用银元。最早在市面流通的多为外国银币，因此本地人传统习惯上称其为“番边”，虽然这一特有的称谓，还涵盖了后来中国自己发行的大清龙洋、大小头、船洋等，老百姓也一概统称之为番边了。在清朝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编写的《永安县续志》的采访题捐名录中，计有城乡278人，用纹银“两”为单位的仅19人，用银币“元”为单位的则有259人，可见当时在永安市面上使用银元之普遍。
    对银元的嗜好，本地人几近痴狂的程度，有的乡镇男女谈婚论嫁时，没有银元便行不成大礼。抗战时期，永安成为福建临时省会后，“每年基本建设投资三四万块光洋”。有一次小日本飞机轰炸永安时，城中殷实大户邓家茅房被炸中，藏在土墙中的银元泻了一地，此事一度成了小城街谈巷议的饭后茶余。由此可见，永安官方和民间，使用银元均非常普遍。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来说这批白花花的银元吧。银子的主人不拿它去盖房、买地，为何将它埋入地下，一呆就是数十年。如此这般便说来话长，如要是在此处卖个关子，“省略”一百字，那一定现世活报立马招骂。又如果似竹筒倒豆、直叙其详，似乎又破了人家儿的隐私，左右为难了一阵后，真个也就豁出去啦！好歹事情已经时过境迁、人间沧桑了，相关之人早都有了了断。我们总不能让这点还新鲜点的皮毛事儿，成了日后乱麻难理的不解疑团吧！
    这批银元的主人，名字叫刘佛佑，永安下吉山人氏，曾在福建省永安农业试验场任技术员。1949年，国民党上将刘汝明败兵过境，祸害地方。在城郊茅坪工作的刘佛佑，害怕这些多年积蓄的财宝被丘八乘乱抢夺，便将各色银元大洋54枚、小银毫80枚，全部用布包裹好，分装在两个小毛竹筒内，仔细交待给妻子连夜带回吉山乡下老家，埋藏在其母亲的睡房中的地砖下面。
    解放后，刘佛佑家在土改时被评为地主成份，房屋被没收后分给了同村的陈其天等人居住。随之而来的镇压反革命、肃反、反右、四清、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刘佛佑还因“政历”和技术事故等问题，被开除公职，虽然10余年后，经政府落实政策收回安排、重新录用。这些情况均致使刘家心有余悸，长期不敢有挖取银元的动念。乡下老屋埋藏的银元，成了刘佛佑胸中的一块心病。他在年逾古稀时，遂将此时交待给儿子，希望能够伺机挖出银元。谁料想陈家将巨大的老式谷仓，安装在银元埋藏地的屋中央，致使刘家根本无法暗中将银元起获。
    就在刘佛佑对自己埋藏的银元，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陈家在建新房时将老厝的谷仓搬走了。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吉山村就有内贼引外鬼，使用高端金属探测仪，迅速、准确、成功地将所有的银元全部盗走。78岁的刘佛佑，听到47年前埋藏的银元被盗的消息，如同五雷轰顶！老人颤微微地亲笔写下了一份《请求归还“埋藏银元”的报告》，永安市吉山乡吉山村民委员会，还在报告上签写下“情况属实”，并加盖了鲜红的公章大印。永安市茅坪派出所接到报告后亦如法炮制，转批“请市博物馆接洽”。问题来到市博物馆，有关方面则提出若干问题，即如：1、直接知道“埋藏银元”者。2、村委会证明房产所有者。3、茅坪公安派出所证明“银元”收缴处和目前保管处。4、其它。
    银元的故事，在永安地面以往的岁月中层出不穷。永安解放前夕，自封的“福建省第六区保安大队”所谓中校大队副陈邦文，在城内开设赌场，抽取赌捐。据《永安市志》记载：『所收赌捐，除少数作为“保安大队”给养和供县政府头目瓜分外，其大部份被陈邦文占为己有，共达银元28000多元。”据传这些银元被陈邦文雇佣挑夫，运往上坪老家秘密埋藏。1951年2月3日，随着永安县人民政府公审大会结束后的一声枪响，这批银元的埋藏地点，从此便再也无人知晓。
    1980年六、七月间，永安大榕树邓家老宅因基建开始拆迁，傍晚6时左右，几名民工推倒半截土墙后，瞬间银元如同瀑布从夹缝中哗哗啦地泻出，抑止不住的民工大声惊呼，随之便开始抢夺，路上的行人闻讯后也加入哄抢。当时的城关公安分局干警，接到报警后紧急赶来，用几扇门板压住银元，并拼力组成人墙阻挡疯狂的人群。事后经相关部门有组织地清理，多数银元已被哄抢，所遗仅百余枚。这批银元由公安收缴清点，上交给县财政局。
    还有一次，在永安市财务部门对各单位小金库的大检查中，在市政工程队财务的保险柜中，一包用旧报纸包裹的东西，引起了检查人员的注意。经开封查看，原来是在市政施工时挖到的一批银元，经领导签字封存。单位领导和财务经办人已经换了几茬，大家交来接去都几乎忘记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最后，这批银元也毫无疑义地上交市财政，归入国库。
    面对有关部门这些无解的问题，刘佛佑虽然心有不甘，亦无可奈何。问题一拖再拖，也就不了了之。银元归了博物馆。岁月蹉跎时间一晃，从事发至今又过去了15年，这批银元进了博物馆的保险箱，从此也就没有面世过。如果有一天，我们在永安市博物馆的展柜上，看到这批充满传奇色彩的银元，它背后的故事是否比银元更加精彩？人们看到了这批银元，也就记住了银元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