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收藏的几份永安地方历史文件资料中可以看到，当年有的地主也确实是很不容易。通过粗略解读，原永安西洋公社福庄大队福红生产队的姜某某，在土改时期随夫家也被评为地主成份，她於1904年出生，文盲，在八岁至18岁前，均在吉岭娘家助理家务，出嫁后到福庄邢家，也是过着一般普通农家的生活。
    从这份《西洋公社福庄大队地主份子审批报告表》中了解到，她在土改前全家只有土地9亩，房屋9间。土改时被政府没收的财产计有：土地2亩、房屋5间，谷箩4担、谷席2条、锄头2把、草耙2把、大秤1把、洋戏1架、唱片24片。
    在填写这份表格时，她是作为户主来进行登记，年龄已经有59岁，这或许已经表明她的丈夫可能已经过世，身边留有一子，年龄也已35岁。我们通过计算，在她18岁出嫁的时侯，应为民国11年（公元1922年），24岁时生有一子，35岁时又生一女。
    填写这份表格的时间，应是1963年。此时，她登记的成份还是地主，尚未娶亲儿子的成份也是地主，已经嫁人的女儿随了夫家的成份定为富农。表格内容仍基本还是呈现50年代初期土改时的状况。
    这里所谓的地主，仅仅是比别人多了2亩的土地和几间破房间，剩下的箩筐、谷席等均为从事农业所必须的生产工具，应该算不上是多大的财富，一部唱机和几十张唱片，在当时还勉强算是有点与众不同，但也是区区而已。如果是这些财产的被没收也就算了，那得谢天谢地！这账还没有算完，还仅仅是开始。他们在财产被剥夺和政治的高压及精神的打击下，承受的时间之长、磨难之深，是一般常人难以理解的。我曾经那个时代下乡时到某公社，亲眼所见该公社以学大寨需要为名，勒令一四类分子将自己的房屋拆掉，并限时把木料全部送至公社建农机站。在田间小道上我和扛木料的这一老者相遇，他惊恐地先行跳入水田下让出小道来，我不知所措地望了他一眼，他的眼睛里充满难以言表绝望和恐惧，这眼神令我终生难忘。
    长期以来，科教书和影视片教育我们，地主是如何的残酷地剥削农民，像黄世仁、周扒皮、刘文彩、南霸天等等，地主作为一个恶的形象，已完全占据大家的脑海，使我们的民众看问题往往省略了思考。文革时期，有人从“红霞”牌的烟壳图案中读出“地主好良心”的字句，曾大力追查批判轰动热闹过好一阵子。岁月磨洗和历练了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下乡见到一些老人家总喜欢问一下，当地的地主是否有诸如此类的恶行，奇怪的是得到的回答几乎都说还不坏，说地主是“东家”，和自己一起下地干活。但是，一遇到诸如政府组织的控诉会、忆苦会、批判会等时，就有一些老大爷或老奶奶举着血衣，声泪俱下地控诉地主恶霸的滔天罪行。
    如果说雇佣是一种剥削，那么这种剥削应该也是平和的。农民和地主的矛盾表现在对土地的争夺和占有上，所谓阶级仇恨也因此而结，从历史上许多的农民战争可以看出，因为土地和贫富不均而起，发生过大大小小无数的农民起义。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也是因为土地问题。1934年从江西过来的红军，在永安小陶一带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搜抄出地主老财家中的地契、房契、账册等，一把火烧的干干净净。小陶下湖口老地主刘志昌先生，从清代老祖宗传下的几块田地的地契，也被红军烧掉。他心急火燎地找国民政府补办了契约，原因是“赤匪到地已被焚失”。如果他知道这些田地会给后代子孙们带来祸害厄运，还补是什么短命仔的地契哦！
    乡下的地主日子不好受，城里地主的日子也不好受。1934年4月，红军围攻打下永安城，把一些有钱人捆绑起来弄到洪田、小陶一带，并留下条子和口信，要其亲属用药品、光洋等前来赎取性命，有些财主还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现在偶尔和他们的后辈谈说起来，一个个还是牙咬咬的气怨难平。文革后期，曾经见识一次县城某街道群众组织的一次批斗会，有个约20多岁的地主后代，被工宣队说了一句“不老实”后，几个年轻人立刻冲上去拳打脚踢地一顿狠打，突然他的母亲猛地冲扑上台紧紧地抱住他，用永安土地话凄厉地喊道：“阿妹，不敢啊！”我顿时立刻记下这张母亲的面孔，直到前不久我还能在街上立刻认出她来，有时我会主动上前和她亲切地打招呼，有时我默默地注视着她已经很老的身影，向她表示深深的崇高的敬意。同时，我还记牢着那些无知的打手们充满稚气的面孔，虽然现在他们也已经很有点老了。在这位母亲身上我读到政治教科书上没有的知识，她是对我有关社会阶级和人性论等的启蒙导师，在她的身上我的心灵得到救赎并读到人性的光辉。
    土地历来是农民的命根子，在某种意义上讲地主也是农民，有许多的仅仅是比别的人好那么一点点。但是，就是这一点点，竟让有的地主就付出一辈子甚至几辈子的惨重代价。在阶级社会，历代传统社会基础的地主阶级被严重丑化，中国土地革命的激烈争夺，更使得地主阶级被对立面置身于要坚决消灭的状态。人民在这些所谓造反和革命中得到什么，从黄巾起义到太平天国，只是因为我们太穷，而有时并不是他们太多。
    1971年10月9日，姜某某已经67岁，她歪歪扭扭地写道：“对制度方面外出都有请假批准，有人客来家有向大队会报允许，老老实实服从队领导，接受群众督促，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做个新人”。想来67岁的老人，已经是垂暮之人，写下这一行字需要有多大的忍耐和悲哀，也许地主、地主婆、四类份子等充满死亡气息的政治标签及称谓，已经令人凄苦麻木，生不如死，但是这都是曾经发生过的现实。
    她的儿子也有一份检查书：“地主份子邢某某，自三抢以来，我都有参加劳动，在本月十七日那天，因天气闷热，另外劳动也较辛苦疲倦，忽然间中暑生病。当时有向某某口头请假，休息了一天。这是我的严重错误。因我学习不好，跟形势不上，没有认识到三抢的重要性，没有在三抢中引起重视，所以引起休息的念头。以后我一定要听上级组织的话，服从领导分配，为三抢贡献出一份力量，平时也要努力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在领导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个好人。”在炎热的天气下超负荷的劳动时，中暑休息了一天，因此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竟然成为“严重错误”，要认真地写检查书。
    这种糟糕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79年5月30日。永安县革命委员会通知书【79】永革字第0165号。“福庄大队地主份子姜某某，根据中共中央（1979）5号文件精神，经群众评议，研究决定给予摘掉你地主份子帽子。并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特此通知，姜某某手执。永安县革命委员会。”
    此时此刻的姜某某，已经75岁。从1950年开始戴帽直至1979年，长达近30年可怕的时光与岁月。同时，也一样值得庆幸的是她的儿子也和母亲一同脱帽，通知书的号码是血肉相连的0166号。不知道是这样的通知书是否来的太迟，或者他们早已经对此无动于衷，按照当年通常的说教，这些重新获得政治生命的历史性文件，是何等的重要啊，他们应该是苦尽甘来，喜极而泣；应该感恩戴德，欢欣鼓舞？从这些扔进垃圾堆的文件看来，这些对于他们已经完全无所谓了，已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如果姜某某还健在，那么现在已经是百岁高龄的老人。我们已无从知道她如今的具体情况，也不愿意再去揭开她这个历史痛苦的疮疤。如果一个社会和政党长期以阶级的观点来分善恶，以群体的穷富来辨好坏，这样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和谐的社会必须填平历史和心灵的鸿沟，人性的善恶美丑，从来是不分阶级和种族的。秦始皇的暴政创造了伟大的万里长城，慈禧太后的奢侈结果有了富丽堂皇的颐和园。播下的龙种却是收获了跳蚤，撒下的荆棘却开满鲜花。地主从历史中走来，又在历史中消失。反省所谓的革命和历史社会，对于这样只不过有几亩地的人，我们是不是从他们的身上要求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