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心的搬迁是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中国政治领域的特有现象，其根本原因是战乱频仍。例如十年内战，因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围剿”，中共红色政权的首都经红军长征，千回百转，由江西瑞金迁至陕西延安。又如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首都由南京迁至陪都重庆。省级政府中心即省会也多有搬迁。如河北省会在北平、天津、保定间辗转迁移，河南省会由开封次第迁至南阳镇平、洛阳、鲁山、西峡丹水镇、卢氏县朱阳集镇，广西省会则由南宁迁至桂林。而福建省会也由福州内迁永安。所以，应该从这样的大背景下来探讨福建省会内迁永安这个问题。

　　日本侵华是福建省会搬迁的根本原因

　　省会，或称省治、制所、省汇、省城，为省政府驻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省会的搬迁原因，除战乱以外，还因为政权的演变，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省会是不轻易搬迁的。正是由于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战火同样烧向福建沿海，福州岌岌可危，福建省会才内迁永安。

　　日本侵华，危及福建沿海。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这次日寇是全面侵华，妄图几个月灭亡中国，在侵占华北大片土地后，推行南进政策，于是战争矛头亦直指东南沿海的福建。1937年10月26日，侵略军占领金门，揭开了侵略福建的序幕。战争最初几年，金门、厦门、东山、福州、平潭、闽侯、长乐以及诏安、海澄、漳浦、云霄、惠安、福清、南日岛、罗源、宁德、霞浦、福安、福鼎等市县和沿海岛屿都曾全部或部分沦入敌手。厦门、福州甚至多次沦陷。日本侵略军在这些地区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给福建沿海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寇每次入侵前，都以军舰飞机狂轰滥炸为前奏，所到之处大肆焚烧工厂、商店、学校、机关、民房、渔船等，大肆残杀中国平民，制造难民。日军进入福州，在全市大小街口布满岗哨，手持军刀，架设机枪，任意残杀市民，无所不用其极，除枪毙、活埋、砍头、剖腹外，还有火烧、灌水、蛇咬、倒悬、投河等酷刑，令人发指。强迫中国人行礼下跪，予以掴脸，弹鼻，扭耳朵，拔头发，搥击脑袋等，甚至强迫趴地作虾蟆式、鲎式、犬式、竖蜻蜓等怪状，供其笑乐。日寇铁蹄所至，强奸妇女，老幼皆难幸免。侵略军还强征壮丁、驮夫。苦工，强迫他们修建机场、港口等。日军在施行武力侵略的同时，还在政治上扶植一批汉奸傀儡政权，当时金门、厦门、同安、福州、长乐、马尾、平潭、连江等地都建立了汉奸政权。这也表明，一旦福厦沦陷，省政府亟需有个落脚点，以应对日本政治上的“以华制华”。

　　福建国共和谈的实现。国共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福建省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包括中央苏区所属的闽西革命根据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闽东革命根据地、闽南革命根据地、闽中革命根据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内战结束。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北上抗日，原来的红色根据地又处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但各个根据地仍然留有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福建这些根据地的军队也应该和国民党地方政府建立统一战线，联合抗日。这样，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才有可能考虑省会迁移的问题。所以，福建地方国共和谈，实行合作抗日，就成为省会内迁的重要条件。1937年7月29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再次派邓子恢、谢育才与国民党157师469旅旅长练惕生、第六区行政公署专员张策安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达成了初步口头协定，闽西红军游击队一千二百余人改编为闽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10月中旬，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作为中共中央派驻华南的代表，到福州同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谈判团结抗日，反对内战，释放政治犯，把江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等问题。由于双方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谈判陷入僵局。11月初，南京八路军办事处领导人博古、叶剑英、李克农派顾玉良去江西、福建联络红军游击队，并面嘱找陈仪面谈合作抗日有关问题。11月下旬顾到达福州，带着叶挺介绍信到福建省政府面见陈仪，并递交叶军长给他的信。叶挺和陈仪曾同在日本陆军学校读书，有旧交。陈仪看信后即与保安旅旅长黄苏商量后说：叶飞部队(指闽东红军游击队)，今后要集中编入叶挺军长为首的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这时陈仪正处在剿共不成，共存不甘的情况下，正好顺水推舟，接受叶挺将军提出的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前线抗日的主张。接着顾玉良参与同国民党谈判活动。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达成协议，于1937年12月底在《福建民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闽东特委共赴国难宣言》提出武装民众、争取人民抗日救国自由，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真正的全民抗战等主张。同时，中共有理有利有节地正确处理国民党制造的漳浦事件等摩擦事件，打击来犯者，迫使国民党当局回到谈判桌上来。1938年2月间，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再次来到福州与陈仪谈判，内容是成立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释放政治犯，并追回“漳浦事件”中被国民党军队缴获的人和枪。福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终于实现，这就为省会的内迁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所谓内迁，就是从福建沿海迁往西部山区。这些地区国共两党曾经长期对立，如果这里国共双方还处于敌对状态，就谈不上省会的内迁。

　　福建省政府决定内迁永安。1938年4月，日寇从金门发兵，由海路攻陷厦门，随即沿陆路兵逼省会福州。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考虑到省会福州离海口太近，战事一开，省府工作将无法顺利运作、教育文化事业将不可避免受到冲击，决定把省政府及所属单位、中央驻闽各机构、在福州的高等中等学校及图书馆迁到内地山区。对于省会内迁，当年几乎无人反对。但对迁往何处，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建议省会迁往闽北建瓯，那里条件较好，且北通浙赣，进可攻，退可守，可保无虞。另一种意见，是陈仪坚持的，即省会直接迁入永安，于万山丛中，誓死抵抗，永安雄踞福建省心脏部位，距闽东、闽西、闽南、闽北路程相当。陈仪的意见，终占上风。4月18日福建省政府经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批准由福州内迁永安。4月29日：福建省政府各机关单位开始陆续迁往永安。5月，省府迁入永安城内的文庙。为了躲避日机轰炸，省主席陈仪及许多厅、处、局等机构迁至永安近郊的小山村——吉山。永安吉山春谷山庄现存的陈仪的防空洞，就是见证。

　　可见，福建省会的搬迁并非慌不择路，随遇而安，而是有计划的主动的战略撤退。

　　永安作为省会的政治、经济、地理和民情条件

　　①地理位置：永安是闽中地区的要地，是国民党政府统治闽中地区的中心城市，处于福建心脏部位，西接十年内战时期红色根据地的连城、清流至宁化，东北通南平直抵福州，东南可达大田永春，南连漳平、龙岩。永安来往四邻当时都有陆路水路相通，不少地方还有公路，可通汽车。这样的地理位置，便于省政府联系全省各地了解下情，下达政令，人员来往，物资运送，领导全省的抗战事业。

　　②自然条件：永安境内崇山峻岭，地势险要。这里地处闽西和闽中大山带之间，东部和西部属于戴云山脉，西北部属于武夷山脉的东南坡，地势由西南向东北逐渐降低。主要山峰有159座，其中千米以上的有84座，海拔相对高差大，最高点罗坊棋盘山海拔1705.7米，最低点贡川沙溪沿岸仅150米。地表切割强烈，结构支离破碎，山地、丘陵、盆谷、平原交错。山地中又多喀斯特地形，地下溶洞，变化莫测。这些都是极好的游击战地点，确是进可攻退可守。香炉山下，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独立第九团就曾经在这里的吴地张家山建立宁西区苏维埃政府。另外，永安现在的森林覆盖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当年的森林覆盖率应该更高，特别是原始森林广为分布。永安处处森林，山高林密，亦便于防御敌机。

　　③经济条件：物产比较丰富，出产粮食、茶籽、木材、毛竹、笋干、香菇等。省会内迁，政府机关人员及其家属迁入，人口增加，物资供应特别是粮食供应不足，但邻近清流、宁化等县产粮，或可补救。水力资源丰富。内迁后，由于电力方面的需求增加，省政府拨款13万，购置了2个当时全省发电量最大的发电机，建设了桂口水电厂。这2个发电机1940年投入使用，直到1970年才退役。

　　④社会民情：永安虽为中央革命根据地边缘地区，但有别于中央苏区，即所谓尚未完全“赤化”，国民党之政令易于通行。有材料显示，当时省会内迁有三个备选地点：建瓯、长汀和永安。为什么选中了永安？有一种说法认为建瓯、长汀邻近江西，日军翻过一个山头就可以攻击，同时过于深入，对于前线，尤其是沿海的战役指挥鞭长莫及。建瓯、长汀都曾是共产党活跃的地区，有着深厚的赤色根基，这也是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考虑的。相比之下，永安位于福建中部，对福州以及沿海的指挥非常方便，同时这里还没有受到共产党的“赤化”，从地理和政治上方便统治。（2005年6月30日海峡都市报《永安福建抗战“陪都”》报道永安市博物馆馆长张承忠的论述）

　　笔者在构思本文时也曾有过类似想法，后在网上读到这种看法，觉得所见略同。这里还可以举史实说明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长汀曾经是福建苏区的首府。闽西苏区自1928年龙岩后田暴动、上杭蛟洋暴动、永定溪南暴动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广大贫苦农民同党和红军建立了鱼水深情。抗日战争时期，红军北上，国民党重来，企图夺田收租，闽西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保卫土地的斗争，保住了土地革命的果实，直至解放战争胜利，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独特的现象。他们还组织革命武装“王涛支队”，取得山狗凹战斗、丰稔市战斗和田螺形战斗的胜利，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气焰。即使由于“左”倾的错误的肃反政策，许多群众的子弟被错杀，他们仍然拥护党拥护革命，毫无怨言，咬紧牙关，坚持以人力物力支援红军。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的民众中深深扎下了根。而永安地区则有所不同。永安的部分地区如安砂曾经是苏区，红军也曾经在永安地区频繁活动，1934年红军还攻占永安建立革命委员会，但这里毕竟是闽中地区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对国民党政府来说，把这里定为省会，一般民众对政府不会过于反感，政府政令也比较易于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