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发现揭露日军在浙江、福建细菌战的权威文献资料
发布时间:2015/4/26 10:42:42 作者:安孝义 游览人次:1378
福建永安东南抗战文献资料库,珍藏着一份民国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军医杂志》(七·八期合刊),为第三战区军医学术研究会编辑发行,南平东南日报社印刷,该刊特载杨季民先生《关于敌人使用细菌战之真相》一文,详细揭露了日军在浙江、福建开展细菌战的罪行,它是抗战时期最早揭露日军细菌战的权威研究报道。
细菌战,也称“生物战”,是利用细菌或病毒作武器,以毒害人、畜及作物,造成人为瘟疫的一种灭绝人性的罪行。1925年6月,在瑞士日内瓦签订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就已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
然而,从1933年起,侵华日军就在黑龙江五常背荫河建立细菌战基地,到1945年日本战败,在中国实施细菌战长达12年之久。侵华日军有5支细菌战部队分别驻于当时我国的哈尔滨、长春、北平、南京、广州,总计2万多人。
文章揭露,“在民国廿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在本战区宁波及浙赣路衢县,先后突然发生鼠疫,而同时金华上空,又有敌机投掷细菌培养之报告。”
“继知宁波第一例鼠疫患者,为十月廿九日,衢县第一例鼠疫患者,为十一月十二日”。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有关当局极为重视。经电闽省府派员会同军政部防疫大队及浙省府卫生主管,对疫区严加管控。经专家调查取证,日机曾飞临宁波城区上空投掷小麦等物,落于开明街、东后街等处。衢县于十月四日,在水亭门、柴家巷、罗汉井等处,发现日机投掷的小麦、乌麦、粟米等物。
前往浙江研究取证的福建省巡回防疫总队的专家,面对严重的疫情感到非常震惊。永安作为福建省战时省会的所在地,也曾经多次遭受日机细菌战攻击,鼠疫、伤寒、炭疽等瘟疫通过各种渠道,猖獗四处蔓延,群众畏之如虎、人心惶惶。面对日益严重的疫情,有关当局加强应对,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措施。成立了“永安防疫委员会”,并全面实行外来人员入境检疫制度。在战时粮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动员民众“以鼠换粮”。永安的疫情震惊全国,国民党中央卫生署紧急拨给福建省政府鼠疫防疫经费5000万元。当局出动军警和卫生防疫人员,采取把守城门路口,强制过往人员、群众注射防鼠疫菌苗,并将染病患者强行送往下渡进行隔离,其有关房屋或物品则立即消毒或焚烧,病人死后尸体均不发还,一律集中焚埋处理。同时,福建省政府还首创捕鼠奖励制度,群众每捕鼠一只奖励大米4小两,这在战时粮食饥荒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具有很大的诱惑力,收效显著。防疫人员还对水源、公共场所、店堂旅馆等处进行重点检疫。
当时,永安境内的防疫力量有:省巡回防疫总队、省立永安医院等单位。特别是设在下渡的省卫生试验所,为省政府卫生处的直属机构。该处戒备森严,保密性极强。主要任务是负责全省细菌病理检验,同时还在科研设备、资金和物资条件极其匮缺的情况下,因地制宜生产出种疫苗,除供应本省外,还支持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为东南后方防疫工作做出重要贡献。当时在疫区要想要得到一支实际价格仅需几毛钱的鼠疫血清针,必须用黄金兑换。据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回忆录记载,1943年,由于疫情严重,他也染上了鼠疫。幸亏当时的福建省主席刘建绪连夜用专车送来鼠疫特效药(鼠疫血清针)而得到救治。
该文还揭露,在浙江宁波、衢县等地投掷细菌武器的日军,为南京“荣”字1644细菌战部队,其番号是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亲自命令部署建立,对外界公开名称是“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又称“多摩部队”,它是同期建立的华北、华中和华南三大细菌部队之一。
1644细菌部队本部设在南京前中央医院旧址,原属日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后改隶十三军司令部,本部长佐藤俊二军医大佐。下设:检水班,松本军医中尉;消毒班,斋藤太郎军医少佐;给水科,中岛义一军医中尉;材料科,大河内雅夫军医大尉;研究科,斋藤七郎军医中尉;检索科,小林真军医大尉负责;防疫科,由田一夫军医少佐;总务科,粟屋一步军医少佐。本部还下设:苏州支部、宁波支部、汉口支部、杭州支部、金华支部、南昌支部、九江支部、安庆支部、南京支部、上海支部等。
日军投掷细菌武器的飞机为“此种施放细菌之飞机,其外形类似侦察机,内装有特制之电器孵化器四具,以之装置培养细菌之实验管,每具约可装实验管五千管,此种实验管掷至河川内,以物体下降时加速所产生之‘力’与水面之‘抗力’,玻璃管自然破裂,细菌则混入水中。”
据历史相关资料表明,从1940 年日军在浙东的宁波、衢县、金华、义乌和东阳的鼠疫战。从9月18日到10月7日 ,共 6 次空投霍乱菌、伤寒菌和鼠疫菌的菌液。10月4日攻击衢县时,使用了传染鼠疫的跳蚤。10月下旬,在宁波高空投鼠疫蚤。11月底,在金华空投了鼠疫菌。随后,宁波和衢县两地发生了鼠疫的大流行。仅据1942年衢县防疫委员会调查,9月至12月间,全县患疫总人数达2万余人,死亡3000余人。1943年5月,衢州各县鼠疫、霍乱等疫病继续大流行。常山县所属浙赣沿线各乡镇发病10241人,死亡1506人。据衢州各县防疫委员会调查统计,1943年,衢州各县患霍乱、伤寒、炭疽等传染病者共45000余人,死亡7600人。”
日军开展的细菌战,不仅给中国军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伤害,也给自身造成不少的死亡。文章称:“本战区于浙赣战役初期,曾由敌机在金兰一带,投掷了上三项细菌(散寒、霍乱、赤痢)甚多,当时我军以战略关系,急遂撤退,以致敌前进部队,自食其果,计罹病者,达万人以上,其中因病重不及救治者,约四千人左右”。日军在闽、浙开展的细菌战,致使施暴方自己也成为“受害者”,这在我们揭露日军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上,尚属首见。
“关于敌人细菌战之真相”,当时除了我方闽、浙两省卫生专家的认真细致的调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为敌方投诚人员的有力揭露。1944年3月,“敌驻九江防疫给水支部卫生兵长榛叶修投诚后,关于敌人采用细菌内幕,於以大白,该兵长系静冈县籍,名古屋帝国大学医学部中央爱克斯光科毕业,征召入伍时,受卫生教育防疫教育各半年,初抵中国指派在南京给水防疫本部工作,嗣调九江支部任卫生兵,在该支部防疫科工作,渠系日本共产党,愤日本军阀财阀专权,乘机逃向吾方归诚,吐露真相,所述应用细菌之一般情形,可为敌人既往佈菌之有力答案。”
日军细菌部队士兵长榛叶修的投诚,对我方迅速掌握和破解日军使用细菌武器重要细节有着极大帮助。他本人还在《自述状》、《揭发状》中揭露日军细菌部队以中国军民做活体实验,大规模研制细菌杀人武器的不让道行为。他写道:“遭受严重打击的中国军队因急速撤退,前进中的日军很快进入细菌散布的地区,由于饮用了那里的水,许多日本兵被感染”。“1943年9月中旬,我去过杭州陆军医院,当时该医院住满了患传染病的日军士兵,每天都有3—5名患者死亡”、 “在敌军阵地后方散布厉害的恶性病原菌,人为地使传染病猖獗,使敌军毙命,士气沮丧,此乃主要目的。这种非人道的行为给一般居民也带来颇为恶劣的后果。” 最后,这些证词被送到了东京国际检察局。
浙江省档案部门,日前首次公布了一批日本细菌战相关的原始档案显示“当时浙江有宁波、浙赣铁路沿线的金华衢州和浙南丽水三片疫区,其中浙南疫区背后还有日本在福建北部实施细菌战的黑手”。
如今,经中日学者和有关人员调查、考证的结果表明,当年无论从细菌战部队人数、规模和分布上看,还是从细菌战持续时间、造成伤亡的人数及损害程度上看,侵华日军进行的细菌战都为人类历史之最。
仅据我国中央档案资料统计,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致死中国无辜民众就达27万多人,这还不包括中国军队死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人员。
一些日本学者认为,27万多人的数字,是相当保守的,实际远不止此。他们认为,死于侵华日军细菌战的中国人,多于日军于1937年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人数。(安孝义)
2015年4月26日 福建·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