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大批原始资料，在永安发现。五十年前，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到《“五一六”通知》的发表，就此拉开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此批资料，是三明市‘文革“初期至该地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形成，时间约在1966年至1969年的三年间，这是“文革”最重要的阶段，即学界所称的“大文革”。

    “规格之高、范围之广、品种之全”，是这批资料概貌。三明“文革”期间，由于该地区大型国有、省属企业较为集中，形成了人数众多，观点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其中以“一•二八”和“六•二四为代表，两派针锋相对，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武斗。

    这些数以万计的传单、资料，被整整齐齐地装订成为三十六大册，加装封面，标明“文革资料”，并被精心保存。此外还有厚厚的数十册北京、上海等地造反派印发的材料，仅看标题便让人触目惊心。据征集时的当事人称：“文革结束后，其父调迁永安且郁郁寡欢，全部的业余时间都花费在整理这些文革期间收集的资料上，被装订成册的资料，装箱加锁、束之高阁，平时不许家人触碰。”此后，其父辞世，资料一直锁放家中无人过问。其母将宅居转售他人，举家外迁，家中旧物悲切伤情欲尽弃之，收破烂的将能装入的东西全部塞入编织袋。当问及这箱父亲旧物时，在场的女儿于心不忍，便跑来问是否愿意收藏，闻讯便急切切跑去，见到这批资料便是一番惊喜！

    女儿悲曰不言买卖，但求父亲旧物，善归其所。其母则称，已皈依佛门，欲为庙宇铺路筹资。所谓“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深谙事故的我即刻倾囊而出，大家开颜尽欢。由于当时对“文革“问题，还噤若寒蝉，难越雷池。这批资料到手后经粗粗翻阅后，便偃旗息鼓地、不做声张，弹指一放又是十余年。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再次复出，对所谓的最危险的“三种人”进行了严厉的清洗。他说：“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页）。具了解分析，这批资料的装订、保存者，应该属于邓小平眼中的“三种人”，

    这批颜色各异、长短不齐的资料，仿佛还裹挟着“文革”的硝烟和呐喊，我们从这些当年的战报、通告、勒令等措辞严厉，语调高亢的词句中，感受到一种赤忱和忠贞，同样也感受到一种愚昧和悲戚。两大派群众组织，同样口口声声高喊“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保卫毛主席”，大家口诛笔伐，甚至拼的兵戎相见、不惜性命，但最后却是殊途同归，都被一网打尽在“三种人”里，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史无前例的“文革”，不是三言二语道得明，讲得白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世界上任何事情，没有绝对的“全面否定”和“全面肯定”，对“文革”如此，对其它任何事物亦是如此。历史应该让时间来评说。

    当前我们最为关切的事情，应该是加强保护历史文化资料。地方历史资料，区域特性较强，存世数量极少，如果任其灭失便永远无从查找。这批三明“文革”资料，能如此完整地存留世上，在全国范围来看都是堪称奇迹。在许多地方了欲了解、研究这段历史，馆库文献资料奇缺，东鳞西爪、只字片文，均不成体系。三明这些“文革”资料，多为当时的地方两大派对立群众组织，所散发的传单和所谓的大批判揭发材料，它真实地反映了三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对研究、了解三明地区这段历史，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附：
    写在题外的话：这批三明的“文革”文献资料，放在我的手中还真不是个“善处”，由于保管条件有限，私藏终归不如公藏。然而惜哉，公藏有识之士甚少，守株待兔者多为稻粱谋。如这批资料任其飘零灭失，真所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2015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