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作者穷多年之功,奔走南北,探访永安抗战文化人福州赵家欣、长沙谌震、广州李达仁、汕头王一帆、上海蔡振扬等老先生及浙江高熊飞教授,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广州中山文献馆、上海市图书馆及福建省图书馆等地搜集资料,遂成此文,藉以纪念为抗战救亡而奔走呼号的先辈们。

    自“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抗战军兴起，全国各大中城市相继沦敌，1938年4月18日，国民政府批准福建省政府由福州内迁山城永安。永安地处闽西山区，天然的丘陵地貌，群山连绵，交通闭塞，比之经常受敌骚扰的沿海地区，显得特别安宁。一时间，此地成为本省的政经中心，也成为东南一隅之重要抗战文化活动中心，与浙西南之金华丽水、赣东南之上饶赣州顿成三足鼎立，犄角相依之势。 

  　1938年6月3日，日机首次空袭永安，炸毁民房数间，民众死伤数人。自此，战火的血腥与残酷开始在宁谧的山城和静淌的燕江边蔓延开来。抗战八年中，日军方从台湾新竹机场和东南沿海的航空母舰上，多次出动海、陆远程轰炸机，对永安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城区以及省府重要机关驻地吉山等乡镇，进行长达数年的狂轰滥炸，而且日机竟置国际公约而不顾，多次在永安城乡投掷“石井式粘土制细菌炸弹”，致使炸后鼠疫流行[i]。永安虽然作为战时省会，但却和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一样，都是属于不设防城市，领空没有空军实施防务，虽然在桥尾和黄山岭设有两个高射炮阵地，基本上没能起到任何防御的作用。 

　　在抗战八年之中，日本仅对永安实施“无差别轰炸”就达二十四次之多[ii]，其中最为残酷和怵目惊心的轰炸发生在1943年11月4日。据《东南日报》南平版载，“四日午，此间突遭损害最重之空袭。据悉，敌机16架似系飞越台湾海峡而来，自莆田侵入大陆上空。下午一时，飞越永安市空，旋复折返，排列队形向全城及东南市郊密集投下大小爆炸烧夷弹约一百数十枚，或尚不止此数。全部炸弹于数秒钟内一倾而下，显无所谓目标，有之即欲毁灭地面一切而已。其时黑烟蔽空，落弹面积广约三方里。其间几乎每隔二三十步即落一弹，内有三处民房着火燃烧，因人力工具缺乏，未能迅速戢止，乃成燎原之势，巨焰冲天，迄晚八时始经阻遏。惟城区东至山脚，西至沿河马路，南至新街小巷，北至中正路西门街广约二方里之繁盛区，荡然无存，尽成灰烬。其间共毁房屋七百余栋，约一万余间。五日火场尚有余烬未熄，而被压死或烧死者为数更众。” 

　  1943年11月4日，对于饱受兵燹之苦的永安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黑色星期四”。自从1月2日的前次空袭以来，时间已经相隔了十个月，民众对于空袭疏散，感到厌烦了，兼之城中缺乏防空洞，仅有县府空场、牛湾巷路旁，邢厝池、民权路旁、羲和路、旧街城墙和鳌山防空洞，其中很多由木头拱着上盖泥土，外铺草皮，极其简陋。当东门后山顶的电动警报器凄厉的声音在永安城上空回荡时，许多人都呆在家里，就地寻找掩体。有些人躲在屋角默数来袭敌机架次，日机迅速地俯冲了下来，人们甚至可以看见戴着黑色眼镜的日本军人的模样。永安邑人赖书健当时就钻进砖砌的洗衣架下，一颗炸弹落在十余米外的邻屋，震天惊地的爆炸开来，差些把他震晕过去。等他爬出来时，日机已经远去，眼前已是烈焰冲天，黑烟蔽日了。亦有当时大街居民李晓白府中正宴请宾客，主宾十余人，无一幸免。时任福建省政府编译室编译兼《新福建》主编赵家欣当时住在马巷省政府宿舍，这是一个由庙宇改成的宿舍，用旧木料隔成十几个房间，住了好几家人。当敌机临空时，大家已经来不及逃出，只能纷纷躲避于屋中高墙后的庙门内，耳听轰隆之声，处身于弹雨纷飞之中。瞬间，一颗烧夷弹命中宿舍，大火燃烧，他的腿部为飞瓦所伤，幸无大碍，而衣物书籍，均毁于一旦，而此时屋外尸横通衢，烟雾弥漫。当时永安《建设导报》总编辑周佐严、《建设导报》主笔兼东南出版社经理李达仁和福建省政府编译室编译叶康参都在现场，大家劫后重生，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4日下午，永安改进出版社印刷厂厂长兼《福建动员》主编高文达的家中，妻子邵铸华和三个小孩正在吃午饭，当警报响起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走避，只能匿身于饭桌之下。一枚500镑重的炸弹落在院子里的天井附近，在地上炸出了一米多宽的坑，顿时只有战机的轰鸣声、炸弹的爆炸声、房屋的倒塌声和人们绝望的呼救声，冲击波掀走了孩子们覆盖在餐桌上的棉被，弹片四射，顿时夺去了高太太和年仅四岁的儿子高熊飞的右臂。一时间，鲜血如注，直溅到天花板再滴回地面，惨状不可言喻，两个人都昏死过去，同院的两户人家顿时绝户。其他邻里应声而来，在忙乱之中，现场找到的只有母亲邵铸华一截血肉模糊连着一层皮的断臂，而高熊飞的断手已经不知去向。众人对高家母子进行了简易的包扎，即刻将二人送至急救站，后又转至省立医院住院部。经过院长车启霖和助手童国瑔等大夫三个多小时的锯骨，缝合和包扎等手术，才把两位濒临死亡的母子救活过来。但是因严重缺乏抗生素，院长车启霖不得不决定给他们作了高位截肢的手术，母子二人都被切去断臂，终身残废。也就是这位四岁的小男孩，后来成为了浙江教育学院副教授，历经二十年的艰辛取证，在永安浩劫的五十三年后，把日本政府推上了被告席，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不设防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之罪行赔礼道歉并赔偿2000万日元之损失，这是战争受害人起诉日本政府的第一个案例，在全世界也是第一例，而且审理的地点不是在第三国，而是在日本本土。 

　　此次大空袭期间，我们一家居住于永安城南门口附近，当时我的母亲尚未满月，一家人幸未遭袭。当时，我的外祖父蔡力行时任《东南日报》驻永安特派员兼办事处主任。办事处设于永安义和路42号，负责采访省会党政军新闻，联络闽西各地订报及委刊广告等业务。在战火纷飞的时刻，身为记者的他顾不得硝烟弥漫，即刻进行了现场采访。在第一时间，他走访了好友高文达家里，看到的只有燃着烈焰的残墙断垣、四处飞溅的血肉和地上嚎啕大哭的两个小女孩。如此惨烈的情状令他顾不得悲痛，只得即刻将两位小孩送至省卫生缚料厂工作的粤人姜先生家中，办妥之后匆忙赶赴医院看望高氏母子。高文达此刻匆匆由南平返回永安，眼前的惨境令他悲痛欲绝。次日，蔡力行将寄养在姜家的两个小孩抱到医院，让高氏夫妇心安。高太太醒来以后，发现自己及爱子都断了一臂，大受打击，晕厥了四次，在大夫和亲友的悉心抢救照料下才幸运地活了下来。当时高太太的结拜姐妹、周佐严的夫人贵畹兰长期在医院里照顾母子二人，给予伤痕累累的高家极大的帮助和抚慰。 

　　惨剧发生之后，许多友人先后到医院看望高家，拟赴任重庆《中央日报》而借道永安的《东南日报》记者王遂今在蔡力行的陪同下也来了医院看望老同学一家。大家看到高氏一家经济拮据，无力承担高昂的住院费与医药费，纷纷解囊相助。老同学、省政府秘书何永德一次给了五块大洋。11月20日，母子二人出院，高文达把在姜家寄养的两个小女接回家，在友人捐助的款项里取了三十块大洋以为还谢。高太太在悲痛之余，得知许多亲友在浩劫中遭难，用左手写下了祭文《悼郑侃先生》，发表在1943年11月22日的《东南日报》南平版副刊《笔垒》上。郑侃是《大公报》著名记者杨刚的丈夫，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曾任北平《大众知识》编辑，当时在永安的福建省中央银行任职，平日与高家多有交往，却不意在这次空袭中遭难。同日，王遂今也在《东南日报》发表了连续报道《长路短书》，描述了在永安被炸后和前去医院探望高家的情状。 

　  此次日机来袭，使用了一百多枚烧夷弹，因惧怕盟机追击，盲目向人烟稠密地带投弹，肆意轰炸，全城及近郊，弹坑密布。城内有三处同时起火，加以秋高气爽，又有北风助威，火势扩大蔓延。岁其时防护团消防队在敌机去后即刻出动抢救，而平时缺乏训练，手忙脚乱，无济于事。结果导致永安城内的繁华地区几乎被烧成焦土，中华路、大同路，省府路、西门街和马巷全部商店民居被焚毁，中山路、中正路、山边街、东门街、新街、旧街、大街、忠义街、国民路和七百街等亦炸毁或焚毁一大半。到处都是烟火通天，尽是残垣断瓦，哀声遍野。 

　  日机飞去不久，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永安县长马兆奎、县党部书记廖可桢均亲临视察，指示救火，办理救济及善后诸多事宜。当日，社会处长郑杰民及永安县长马兆奎即指定社会处、省会社会服务处、县政府、永安戏院等处收容难民，保管物件，供给膳食。次日，省府召开空袭救济会议，设立永安救济联合办事处，由省府陈培锟为主任委员，党委黄坚、郑杰民、驿运处副处长黄曾樾为副主任委员，办理救济。死亡者一律发给埋葬费每人一千元，受伤者送省立医院医治，费用由政府负担，并派员慰问，每人先发慰问金一百元，每天复发米一斤，菜费十元，被炸灾民每人每天发米一斤，以三天为限。 

　　据战时统计，本次浩劫死亡人数在六百人左右，连日不断有新尸首发现，机关团体包括省政府秘书处及其编译室、统计室、法制室、省教育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改进出版社等被毁者无数。城中物资损失殆尽，导致物价飞涨纸币贬值，更有不法奸商，乘机抬高物价，一支蜡烛要价四十元。中正路有一玉可亭菜馆，炒三个鸡蛋索价四十元，一碗豆腐汤索价二十八元，被人告发，次日便被戴红帽穿纸衣游街示众。而全城中药店、食品店和苏广百货店等仅剩一家，则其生意利市百倍。由于省立医院人满为患，其他医院亦器材药物极其缺乏，又被指责为官僚气十足，包括《中央日报》福建版、《大成日报民主报联合版》和《人报》等均刊文大为指摘其儿戏人命[iii]。 

　　当时，青年漫画木刻家萨一佛恰好客旅永安。年仅二十三岁的他，曾任《战时木刻画报》月刊主编，在木刻界颇有名气，与耳氏和朱鸣岗齐名。作为一位青年画家，目睹这满目疮痍的灾区，他为这悲惨的场面所震撼，激发出内心涌动的创作欲望。用了不出十天时间，画家挟着画夹，每日出入于披满弹痕的屋檐下，用秃头的画笔和劣质的纸张，一勾一抹地刻画出眼前人间地狱的一幕。由于炎日的蒸射，许多烙焦成炭的尸首已经散发出难闻的味道，苍蝇密集在尚未凝结的血堆中，画家蓬头垢首地发挥出内心无法抑制的创作激情。在警报频繁的景况下，萨一佛不顾友人的劝阻，自晨迄晚，夹着纸张和铅笔，他在月色灰暗的夜晚，越过军警的警戒线，在炸区里独自徘徊。为了启发创作灵感和排泄心中愤懑的激情，他在阴霾的向晚，独自跑到离城六里外的福州山，凭吊无辜者的新冢，也在硝烟未尽之时，采访了下渡村病房，目击了鲜血淋淋的残肢断体。 

　　很快，画家实地创作了一百多张素描草稿。在物资困难的劫后永安，寻找较好的纸张和画笔，都是极其困难的，即使登报征求，也求索无门。物资缺乏和贫困潦倒的现实阻碍了画家工作的进行，在过度疲劳之下，萨一佛病倒了。不久，为了生计，他离开了永安，转徙外地谋生。1944年2月18日至2月20日，萨一佛首次在福建建瓯举行永安劫后画展，展出全部画彩计百余帧。2月25日，他挑选其中五十幅精品在南平剑晶公园展出，至3月间又在沙县举办展览[iv]。 

　　1944年4月初，萨一佛将画稿寄给了福建永安《联合周报》社长蔡力行。恰好在这时，留日诗人覃子豪也在永安，他本来想动身前去漳州担任《闽南新报》主笔，当他看到萨一佛的画稿时，被沉着有力和富于诗意的画风吸引住了，他决定展缓行期，为这些画配上诗章。在永安桥尾一号之一的《联合周报》社，社长蔡力行、编辑姚隼和诗人覃子豪等人经过商讨，推举由《联合周报》社负责出面筹办诗画合展。 

　　众人商议毕，各自负责各项筹展工作。在一个星期之内，要把那些画幅全部配上诗句，对于才华横溢的诗人来说，并不如想象中来得容易，虽然很多画幅富有诗意，但是许多完全属于形象之物，感情成分很稀薄，要以之为诗难度颇大。兼之时间仓促，并且考虑到参观民众能够容易接受，避免用辞深奥，在通俗之中不能损害诗的价值和其内容的深刻。在两难的境况中，覃子豪以诗人独特的创作灵感，每日清晨至深夜鸡鸣二遍才休息，历时一周，才完成了工作。 

　　1944年4月23日早上，永安城下着大雨，“永安劫后诗画合展”在《联合周报》社的主持下，如期在永安民权路省立民众教育馆展出[v]。展览的诗画各有四十三幅，内容分为三部。第一部为“灾区巡礼”，表现1943年11月4日受炸地区的情形，是日寇罪恶的行径在山城土地上所加的烙印；第二部是“血的记录”，表现无辜同胞死伤苦难的情景，无辜的血培植着民众仇恨的花朵；第三部为 “重建永安”，表现炸后的各种善后工作和重建新永安的过程，这是振奋同胞在苦难中坚韧崛起的精神。全部展出的画作包括“受难的山城”（水彩）、“骨炭”（大同路 ）、“飞尸”（建国路）、劫夺了丈夫儿子”（大街）、“火海”（中华路）（水彩）、“丈夫之棺”、“市井人家”（大同路）、“紫气东来”（小街）、“新孤孀”（小街）、“死寂”（马巷）、“魂兮归来”（福州山墓亭）、“残照”（水彩）、“待渡”（下渡病房渡口）、“在医院里”（下渡）、“炸区散写”（三幅）、“今夜宿谁家”、“发掘”（西门）（水彩）、“无辜的血”（大同路）、“月光下的幽冥”（省银行门首）（水彩）、“万家朱殷”（大街）、《黑夜的施粥》和“永安是炸不毁的”（中华路）（水彩）等等。而覃子豪的配诗有《发掘》、《血滴在路上》、《今夜宿谁家》、《骨炭》、《凶手的铁证》、《飞尸》、《丈夫之棺》、《新孤孀》、《仍然屹立的烟囱》、《残照》、《从同胞手里得到了温暖》和《古炮无恙》等等[vi]。    

　　整个教育馆展览会场的布置风格，诗和画都衬以灰色的底纸，在色彩使有力的画面和生动的诗句更为突出。每一幅画下面都配以一首诗，诗是用白色连史纸印上大红边的特制诗笺，用墨笔字写起来的，整个情调非常调和而整齐。 

　　展览会连续举行了两天，参观者总约三四千人。第一天上午虽然天空下着大雨，但是来者仍络绎不绝。等天晴的时候，参观者更多了。人们走进会场，仿佛回到“一一·四”那天亲历的场面，从画里又看到遍地的毒火，从诗里读出那无告的哀号和呻吟。4月24日下午，美国新闻处永安分处处长蓝德特地前往参观诗画合展，他在展览观逗留了一个多钟头，很用心地留意萨一佛的画风，并有翻译专门为之解释配诗内容。他认为，画家用笔沉着有力，富于动感。他指着描绘小街炸后家人丧偶情景的《新孤孀》，说颇有欧洲法国画家之风格。由于他不谙中文，无法细读诗的内容，只能依靠翻译的解释。他对记者说，在美国，只有散文与绘画合展的，并没有见过有如此类型的诗画合展，这样能够使观众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绘画的意境，达到独特的效果和教育意义。当晚，蓝德和美国新闻处重庆总处处长白朗在永安城的两江饭店设宴款待诗人覃子豪和《联合周报》社长蔡力行，画家萨一佛因身在沙县，未能到席。席间，两位美国友人表示希望挑选几幅具有代表性的画作拍成相片，寄到美国报章杂志上发表，可以将日军对永安的暴行呈现在盟军之前。经过讨论，在次日最后选定《新孤孀》、《伤悼》、《今夜宿谁家》、《劫夺了丈夫儿子》、《飞尸》、《无辜的血》和《市井人家》等八幅作品，并由蓝德拍成照片。劫后的永安，没有质地良好的相纸可晒，只得由蓝德将底片寄至重庆美国新闻处洗晒以后再重新筛选，并将各画题有关的诗篇，译成英文，连同画片一并寄往美国各大报章杂志发表。对于此次的创作，蓝德认为都很有力量和活力，而他所选的画作都是依据照相技术的效果来决定。由于条件简陋，萨一佛在创作时使用的画笔纸张很恶劣，导致某些画面模糊，影响拍照的效果。但是蓝德一再表示，“用如此恶劣的铅笔和纸张，而能绘出这般生动有力的画作，是极为难得的。”[vii] 

　　对于诗与画的结缘，古人有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从理论上说，画是静的，诗是动的。画是诉诸人们视觉的，诗是诉诸人们听觉的。这次现代画和新诗的结合，当时是初次的尝试，在国内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引起了极大的反应。《联合周报》编辑姚隼在《论“永安劫后”诗画展》一文中对覃子豪的诗作了很高的评价。而覃子豪在《联合周报》第一卷第十三号发表《诗接近大众的新途径》中指出，“抗战给中国的艺术一种新的刺激，无论从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有一个新的变化，这变化是进步的。诗人们用许多方法使诗去接近民众，于是产生了朗诵诗和街头诗，但是我认为诗歌与绘画的结合，其效果是超过街头诗和朗诵诗之上。我有这个企图是很久的事了，但是总没有得到机会实现。这一次偶然在萨一佛作的‘永安劫后’素描里发现许多诗的内容，而这些内容诉诸于视觉不能得到一完全的表现，如‘古炮无恙’、‘血滴在路上’和‘发掘’等，而诗确确实实体现了画不能表现出来的东西。……自从诗歌大众化以来，尚没有三四千人在同一时间注意诗。我想要诗普遍地接近民众，诗画合展是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诗人和画家如何地充实诗画合展的内容，使人们感到兴趣和意义。”诗人后来又在《我怎样写“永安劫后”》一文中谈了最初的设想，他在一幅《伤悼》的素描面前被深深地震撼了，阴沉的画面，残照的回光影射在断墙上，一个孤独的人，独立在苍茫的黄昏下，颓丧地凝视着将要入土的亲人。那凄怆的情景，在悲凉的风里，令人揪心，从而就成了诗人创作的《永安劫后》的灵感源泉。此次展览成功以后，覃子豪将诗集收集起来，赴福建漳州，在1945年结集出版《永安劫后》诗集，风行一时，使得这些历史的点滴用文字方式在世人流传下来。[viii] 

　　历史虽然消逝，往日惨痛的记忆也渐渐被人们淡忘。但是，在“永安浩劫”中失去右臂的四岁高家小男孩，却从1976年开始，寻觅“永安浩劫”时的关键证人，在诸多周折之下，他终于找到了福建省立医院院长车启霖的后人、萨一佛、王遂今和蔡力行，并请他们作了有力的证明。王遂今和蔡力行受托为之写下了证明，详细描述了他亲历“永安浩劫”的经过和高家遭难的情景，原件存于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民事第24部，编号为第15636号案件。1995年8月7日，高熊飞教授根据海牙陆战法规条约附录《关于陆战法规惯例的规则》，对侵华日军对不设防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向日本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并赔偿2000万日元的损失，从而高教授成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经过前后18次的法庭辩论，1998年8月12日，高熊飞首次和日本政府代表对簿东京地方法院民事103庭，，法庭审理了125分钟。1999年9月22日上午，东京地方法院法官伊藤刚对索赔案作出判决，“驳回原告各项诉讼请求，一切费用由原告承担：理由请看书面。”在他留下了长达250页纸的判决书后，匆匆宣布退庭。当日下午，高教授等受害者在东京地方法院二楼司法会见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此不公平判决提出抗议，律师团则向全球媒体发表声明，并宣布向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ix]这一民间索赔案当时在海内外都引起震动，《杭州日报》、浙江《联谊报》、广州《看世界》月刊和《深圳周刊》都做了大量的报道，国内民众纷纷发起签名和声援活动。对于此次日本地方法院的判决虽然原告败诉，但是由于原告向法庭提交了270多份的证据，使得法官在判决书中承认日本国对中国的各种军事行动是侵略行为，南京大屠杀是存在的，“731部队”的人体细菌实验是不容置疑的，也认可了“永安浩劫”的事实，特别是1943年11月6日与11月22日的《东南日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永安浩劫》和《悼郑侃先生》，都是令法官无法回避的确凿证据。这对于高熊飞教授来说也已经是迈出了成功的重要第一步，对日民间索赔，任重而道远。执着如高熊飞者，近年来，又继续投身于中国民间保钓行动的事业而无畏努力着。 

　　笔者在搜集关于永安抗战时期的资料时，有感于“十一·四”浩劫和“永安劫后画展”的这一段往事渐渐被埋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在抗战胜利六十年后的今天，有必要将之付诸于笔墨，揭开历史的湮云，使之重现人间。往事悠悠，逝者已矣，在中国六年局部抗战，八年全面抗战的惨痛岁月中，河山破碎，民众遭难。根据近年官方公布的数字，被日军屠杀和作战牺牲的民众、军人3500万人以上，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而仅是自1937年7月至1943年7月，日军对我国城乡的狂轰滥炸期间，炸死335943人，炸伤426249人，财产损失无数。在福建，从1937年至1944年3月，全省遭日军空袭次数达642次，日军共派出3104架，投弹数达5511枚[x]，这些都是血般的数字，泪般的记录。战争牵涉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庭，在“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下，所有有血性的中国人都献身于这一场恢弘悲壮的民族保卫战争当中，笔者谨以此文纪念所有在抗战中为国捐躯，为民族存亡奔走呼号的先辈们和所有在战争中遇难的同胞们，愿逝者得以安息，生者得以感念！  [i]    阅《日军在永安动用细菌武器》一文，安孝义2004年7月14日发表。 

[ii]  《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页595-619。 

[iii]   《东南日报》南平版1943年11月12日《炸后永安》。 

[iv]   《东南日报》南平版1944年2月25日“八闽简报”报道。 

[v]   永安《联合周报》第1卷第13号任山《新型的尝试：记本报劫后诗画合展》一文，1944年4月29日出版。 

[vi]  《永安劫后画展》诗画清单见《永安文史资料》第7辑页64-73张志华和邓有章《永安劫后画展》一文。 

[vii]   永安《联合周报》第1卷第13号任山《新型的尝试：记本报劫后诗画合展》一文，1944年4月29日出版。 

[viii]    关于“永安劫后诗画合展”的报道，在1944年的永安各大报章杂志均有详细的报道和介绍，而后来作家赵家欣先生在1995年10月23日所写的《烽火岁月话轰炸》一文以及叶康参先生发表于1989年10月的《永安文史资料》第8辑中的《燕江回忆》都有简略的介绍。1988年8月，《永安文史资料》第7辑发表了张志华和邓有章所写的《永安劫后画展》一文，也简单地介绍了萨一佛和覃子豪的生平，并罗列当时展出的画作和诗篇的目录。几年后，吴孝桢先生发表《怒向劫灰觅画材》一文，叙说了他当年观看“永安劫后画展”的随想，登载在1993年10月出版的《福州文坛回忆录1930-1949》里。在1994年出版的《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一书中，也采用了五十年前“永安劫后画展”会场门口所拍的照片作为书本的封面，照片上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民众教育馆的外观和画展主持人的模样。 

[ix]   广州《看世界》月刊总第65期页4-11，2000年2月5日出版。 

[x] 《福建赈济》，国民政府福建省赈济会秘书室编印，1944年5月出版。 

安安如是说：

先生好文章——

    先生文章史料详实，文笔清新。心血所在，堪以补史。时过境迁、史事沉沦，要让东南文化中心永安抗战的历史清晰起来，实在需要象先生这样不辞劳苦、长期甘心寂寞的有心人。爱屋及乌。先人在永安之八年烽火岁月，使后来者愿意以无限热情来寻找求索。永安抗战，彪炳千秋。但是，长期以来国内重视十分不够。福建省有关部门虽做了一些工作，也只是零打碎敲不成体系。既便永安市虽长期致力福建临时省会研究，也是隅于小小永安为限。东南抗战文化，完全可以和西南重庆相媲美。从某种意义上讲，永安抗战文化由于有共产党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深度渗透介入，它的先进性和进步性则大大超于重庆，显出东南独特的地域优势。因此，先生之努力价值实有基业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