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红星，一名年仅二十三岁的国家干部，原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上海金属交易所代表处首席代表，一个官场得志、事业成功的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这时，他却站在了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1994年11月29日，沈红星因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农家才子

　　1970年12月27日，沈红星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县的一户农家小院落里。父母特意为他选了“红星”这个在他们看来既吉祥又响亮的名字。小红星天资聪颖，乖巧懂事，从小就是全家的希望。他父亲最大的希望就是自己的儿子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正如他父亲所期待的，沈红星在各方面表现十分突出。从小学开始，他就一直是“三好学生”。从初一开始，他就担任了学生干部。象许多农村的孩子一样，沈红星走的是一条过早独立、艰苦的求学之路。刚上初中的沈红星年纪还不满十周岁，便与姐姐一起寄宿在镇上唯一的中学。他一星期回家一次，每次都要从家里背回足够姐弟吃上一周的食物。 

　　1986年，年纪尚不满16岁的沈红星通过高考，顺利地被厦门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录取。接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天，所有的亲戚、朋友、村民都把羡慕的目光投向这个幸运的家庭——三个孩子全都靠读书而出息了。这在全村乃至方圆多少里都是绝无仅有、无人能比的。沈红星更仿佛一位少年英雄，代表了全村人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光荣。 

迈入象牙塔

　　作为大学生的沈红星，学习认真、才思敏捷，热心社会工作，颇具组织能力。一入学他就参加了厦大学生社团“英语俱乐部”，后来还担任了该俱乐部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大学四年级的沈红星还获得了作为学生的最高荣誉——优秀三好学生称号，并被颁发一等奖学金。1990年5月，品学兼优的沈红星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大学生活中，沈红星保持了农家子弟一贯的俭朴本色。作为经济特区的厦门，消费水平比江苏南通高得多。当时，沈红星的两个姐姐也在读书，他十分理解家里沉重的负担，不仅不乱花家里每月寄来的100元生活费，还自己联系了家教，赚钱来补生活费的不足。据他父亲回忆，上学时的沈红星凡购买30元钱以上的东西（如配一副眼镜）都要给家里写信，征得父母同意才去买。 

　　毕业后，沈红星被学校推荐，来到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成为一名五矿人。此时，他尚不满二十岁。 

“是一个好的接班人”

　　在五矿总公司例行的“岗前培训”中，沈红星就有了较为出色的表现，于是被点名分配到总公司党委办公室。很多年轻人，往往不愿意在党办之类的职能部门工作，大都趋向于选择业务岗位。可沈红星踏踏实实，工作效率很高，决不拖拉工作。他的聪明与才干深得领导的赏识。同时他自学通过了全国外销员统一考试，还曾获得总公司宣传报道一等奖等荣誉。沈红星年纪虽小，在同一批进公司的大学生中间却被认为是佼佼者。当时的党办主任说：“从言谈举止上，能看出他比一起来的学生高出一个层次，是一个好的接班人。” 

　　当时，沈红星也没有表现出为金钱而追求金钱的思想苗头，对他这一点，他当时的一些领导提起来仍然很赞许。正是基于沈红星的良好表现，一年之后，他被有关领导极力推荐到总公司八处即五矿国际有色金属贸易公司进口部工作。在五矿人眼里，八处是一个有前途、能锻炼人的好单位。 

　　由此，年方21岁的沈红星开始了业务工作。 

初到上海滩

　　到底是什么原因决定了沈红星的犯罪？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选择了这条自毁的路？ 

　　用沈红星自己的话：“刚到总公司党办工作时，我还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那时我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业务上刻苦钻研。” 

　　“可是，自从我调至八处从事有色金属进口业务，在与国内外客商贸易交往的过程中，客商经常送我一些诸如领带、公文包等小礼品，我觉得业务部门比职能部门实惠，收入也高得多。” 

　　自1991年底沈红星调离党办到被派往上海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在心态上发生了怎样微妙的变化不得而知。但有一些现象显然在不断触动着他，使他的“理想”与“抱负”也变得更加具体，因为他曾不止一次、以一种仰慕的口气对相熟的人说：某某做进出口贸易，赚了不少钱，混得确实很不错等等。 

　　在沈红星从来没有服输过的心中，成家立业的愿望也从未泯灭过，当他的所见所闻让他感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博大的时候，他的思想也开始空前地活跃起来了。 

　　上海金属商品交易所于1992年5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作为首批62家创始会员之一，驻交易所代表处也迅速筹备建立。沈红星带着总公司的信任与重托来到上海，穿上了标志着交易员身份的“红马甲”。 

　　上任之初，沈红星踌躇满志，自信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公司赢得利益和荣誉。他为了迅速熟悉业务，提高水平，凭借外语优势阅读了大量外文资料，系统地钻研国外先进的期货理论，苦练计算机操作；他时刻关注可能影响上海期货市场的有关信息，对工作尽心尽力，付出了大量心血。在他迅速成为业务支柱的同时，五矿代表处的交易额也一跃成为金属交易所首屈一指的会员单位。 

　　这时的沈红星春风得意，身边总是有许多客户簇拥着，哪里还看得到当年农村穷小子的影子。 

小小的“实验”

　　沈红星在从事期货交易时，与从事国内外贸易的经理和实力雄厚的私人老板交往中，发现他们当中很多人腰缠万贯，一掷千金。沈红星内心自我价值的天平开始倾斜，开始认为：赚钱多少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最重要表现。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积压许久的“自我实现”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清晰了，人性中丑恶、充满贪欲的一面就肆无忌惮地暴露出来，把他拖进了罪恶的深渊。 

　　他想：别人可以如此轻易地赚钱，我也守着青山，为什么不可以为自己“砍柴”？但一贯谨慎的沈红星又意识到：是否应该先有一个小小的“实验”。 

　　“实验”也就从结识一位叫张昕岚的交易所工作人员之后开始。在彼此熟悉之后，两人渐渐地成了“很合得来的朋友”。在张昕岚介绍上海中谊建筑装潢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中谊公司”）找沈红星做期货的时候，就很自然地促成了这一“实验”的机会。中谊公司于1992年11月23日打入20万元保证金，委托五矿代表处代理期货交易，并商定由沈红星具体操作。在接下来一周里，沈红星即代为“策划”了第一笔交易，并迅速盈利4.8万人民币。按照某种默契，沈红星获得了其中的2万元，从而构成受贿，走出了他犯罪的第一步。 

　　当沈红星拿到这笔钱的时候，也曾犹豫、害怕过：“我心里非常矛盾：刚参加工作不久，钱对我来说太重要了，生活中没有钱的日子真不敢想象。可我又很害怕，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万一将来有一天，中谊公司亏了，我又帮不上忙，中谊公司将此事‘抖’出来，我的一生就完了！”但他接着想：“只要对方不讲，我接受贿赂的事就不会有人知道。”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沈红星还是收下了这笔钱。 

上海期货第一案

　　但对金钱的渴望和贪婪，使他把非法敛财的罪恶之手伸得更长。“交易所人情味很足，比如老客户资金未到位，但行情随时在变化，等钱到位，可能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很可能就为他违规操作。其实当时我想，这种事也肯定不止我一个人在这么做，于是做了也就做了，总觉得法不责众。”“与其累死累活，收受贿赂，还不如乘期货市场各项法规不完善自己做。我凭自己的本事赚钱，公司也不吃亏，而且也不提心吊胆。” 

　　接下来的两笔数量更大的交易则盈亏十分悬殊，中谊公司出现了数万元实际亏损。由于不堪忍受这种风险，中谊公司要求将保证金撤出，不再从事期货交易。按规定，解除委托合约后必须进行盈亏结算并销去该公司帐户，可沈红星仅简单地发出指令划出20万元人民币退回中谊公司，却没有进行结算和帐户注销，反而将一笔已经亏出、但尚未平仓的帐面盈余以追加保证金的形式继续保留在原来的户头下，精心设计了中谊公司仍在从事交易的假象。 

　　此后的4个月间，沈红星和张昕岚即开始联手以中谊公司的名义为自己炒卖期货。两人共做了102笔交易，赢利445万余元，扣除各种费用，净赢利300余万元人民币。在这102笔交易中，沈、张二人一共重复挪用五矿公司的公款（保证金）总额高达人民币1049万余元。 

　　因为期货市场不允许现金流通，沈红星与张昕岚在93年11、12月间，策划并实施了对非法所得的“洗钱”行动。他们继续假冒中谊公司发出指令，将赢利的一部分转入可以提取现金的关系单位，大部分则通过张昕岚在烟台证券公司上海营业部的一个帐户打入股市，二人转出额度共计307万元人民币。 

　　两人获利后，以中谊公司表示感谢的名义，用非法所得购买了SONY摄像机两台，分别行贿五矿代表处经理和会计。行贿数额（含部分现金）共计2.8万余元人民币。 

　　后经法院认定，在1992年12月至1994年1月，沈红星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人民币4.5万元。 

迷途不知返

　　此时的沈红星已是五矿代表处的首席交易员，身边的客户纷至沓来。当他戴上价值一千多元的眼镜，穿着近万元的皮夹克时，一言一行中都透着两个字：成功。 

　　一年前那个还十分谦虚、谨慎的沈红星不见了。有一次他对五矿某公司的一位副经理说话的口气是这样的：“你打个一两百万过来，我给你做，赚的钱咱俩一分就完了。” 还有一次，经他中介，另一位工作人员在拿到1万元现金时表示了迟疑，沈红星说的则更轻松：“这不是什么受贿，我一直就这么拿了，出事了你就说是奖金不就完了嘛。” 

　　沈红星本来是想打一个“短平快”，事实上他也这样做了。他还为能够克制住对金钱的进一步贪欲暗暗地自鸣得意。在他的想象中，这是一种理智，“想要收，就收住了”。但他不知道，在法律面前这种侥幸永远是徒劳的。 

　　在这期间，已经阔起来的沈红星还做了些什么呢？据了解，在他被拘捕时，从其公文包里搜出一卷还未来得及找客户“报销”的“的士”发票，上边的起止地点都是“虹桥宾馆”和“武昌路”。据说是沈红星长期包了一位在“虹桥宾馆”顶层酒吧做“服务”的妓女做情人。 

　　1994年1月20日，沈、张二人按原计划从万国证券公司提取现金192.6万元（还有约市价40万元的股票因套得较深未抛）。最后沈红星分得了其中的115万元。当他正怀着“百万富翁”的梦想，准备返京时，等待他的却是法律的严惩。 

含泪的铁窗岁月

　　沈红星1992年10月被总公司从北京派到上海，到1994年1月21日被依法刑事拘留，其间不过一年零三个月，他就从一个年轻有为的青年变成了金钱的奴隶，堕入了犯罪的深渊。其挪用公款数量之巨大，当时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是第一例。 

　　当沈红星被捕的消息传到北京，认识他的人都感到十分震惊惋惜：出类拔萃的沈红星工作上精明干练，方方面面的表现有口皆碑，被公认为是一名不可多得的青年人才，却沦为了罪犯。 

　　沈红星的失足也给他的亲人带来了巨大创伤。直到今天，与上海一江之隔的南通如皋乡下，沈红星的母亲和爷爷仍然不知道他已经在监狱服刑。他的爸爸、姐姐和他新婚刚一年的妻子，都在忍着这巨大痛苦，瞒着这些亲人。 

　　在狱中，沈红星泪留满面，悔恨地说：“在发展业务、开拓业务的过程中，接触了大量客户，忽视了在思想上严格要求自己，忽视了必要的法制学习。作为一个年轻人涉世未深，没能处理好是与非，结果一步步走向犯罪。我很痛心，事业上刚刚起步，却付出了这样沉重的代价！”